图一一 化妆土白瓷凸线纹装饰
 
图一二 化妆土白瓷绘花装饰
1~3. 黑彩 4. 赭彩
 
图一三 化妆土白瓷珍珠地划花装饰
（二）黑釉
黑釉瓷器品种的比例并不算高。釉层较薄、光泽度较佳、流动性偏高。胎质、胎色与化妆土白瓷基本一致，部分器物足端处施白色化妆土。器类见有碗（图一四，1）、盏（图一四，2）、罐、盖等。盏类器物具有一定特色，做工相对较为精致，内壁泼洒酱斑。多为斗笠造型，足端较圆，圈足内心施釉。还发现口沿有白边装饰的碗类标本（图一四，3）。
 
图一四 黑釉瓷
1 碗 2. 盏 3. 白边装饰
（三）黄釉
另有少量黄釉产品。一类为素面，碗类内壁施黄釉，外壁施黑釉（图一五，1），足端施化妆土。与化妆土白瓷碗的胎体、形制与装烧工艺特征均近似。另一类有印花装饰（图一五，2），亦为碗类，数量极少。
 
图一五 黄釉
1. 外黑内黄釉 2. 黄釉印花
三
霍州窑第一类粗瓷产品的年代
第一类粗瓷产品的年代可以通过器型、装饰品种与制作技术三个角度进行类比判断。
（一）器型
化妆土白瓷、黑釉与黄釉皆以碗类为大宗产品，其中一类最为常见的造型与太原孟家井窑址、交城磁窑村窑址所采集的标本极为接近，均表现为敞口、深弧腹、直足墙、足墙与足端转角处斜切、挖足过肩等特征。盏类器物具有较强的年代信息。化妆土白瓷发现有斗笠形盏残片（图一六，1），厚圆唇、斜直壁、深腹，底足处残缺，与洛阳赵思温夫妇墓（不晚于政和八年1118年）出土的青釉盏（图一六，2）形制基本一致。
 
图一六 盏类器型对比（一）
1. 霍州窑 2. 洛阳赵思温夫妇墓（不晚于 1118 年）
黑釉斗笠盏（图一七，1）整体与崇宁元年（1102年）蓝田吕义山墓（图一七，2）以及崇 宁二年（1103年）蓝田吕锡山墓（图一七，3）出土器较为近似。圈足足墙与足端转角处均斜切一刀，使得足端造型较为圆润。该类近乎满釉的黑瓷大口小足斗笠盏在金代遗迹单位中出土极少，而普遍流行于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的诸多窑场。
 
图一七 盏类器型对比（二）
1. 霍州窑 2. 吕义山墓（1102 年） 3. 吕锡山墓（1103 年）
（二）装饰品种
带有装饰的器物比例并不高，但相较器型更具时代特征。白地黑（赭）花的纹样多为抽象的草叶纹（图一八，1），与11世纪前半叶广泛流行于山西地区的白地赭彩风格相同，如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出土长颈盘口瓶（图一八，2）以及交城磁窑村（图一八，3）与介休洪山窑址（图一八，4）采集的碗。而与金代汾河流域窑场具象写实的绘画风格相差较大，如正隆四年（1159年）汾阳东龙观M40出土的折枝花草纹盘（图一九，1）与河津固镇窑址发掘出土的菊花纹枕（一九，2）。
 
图一八 白地黑（赭）花装饰对比
1. 霍州窑 2. 盛乐古城 3. 交城窑 4. 介休窑
 
图一九 金代汾河流域白地黑花装饰
1. 东龙观 M40 2. 河津窑
珍珠地划花在北宋时期的北方地区广泛流行，进入金代后式微显著，但却在距离陈村窑址距离较近的河津固镇窑址大量发现。因此，这一装饰工艺整体的时空发展格局对陈村窑址标本年代判定的指向性并不太强。
但值得注意的是，窑址发现珍珠地划花装饰的标本器型为叶形枕，通过笔者对这一器类的编年研究，认为其在北方流行的下限应不晚于金代中期，故陈村窑址发现的叶形枕标本也大概率符合这一规律。使用白化妆土凸线纹对碗盘类进行装饰的工艺在北宋时期较为流行，除霍州窑址采集标本（图二〇，1）外，还包括有交城窑址采集的碗类标本（图二〇，2）。青釉瓷 器上也常用凸线纹装饰，如元符三年（1100年）蓝田吕大忠墓出土的耀州窑器（图二〇，3）。
 
图二〇 凸线纹装饰
1. 霍州窑 2. 交城窑 3. 吕大忠墓（1100 年）
黄釉印花标本发现数量不大，根据笔者先前的研究结论，其为北宋中晚期北方地区窑场广泛烧造的一类装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