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0因在底层，整体形状还全（图9）。Y11位于T1，由于上层叠压有Y3与Y5，只露出宽仅1.2米的窑头火膛，窑室长度未知，这种袖珍窑推测是二次烧烤釉上彩的色窑。
 
图9 Y10全景
明代中晚期葫芦窑3座，分别编号为Y4、Y6、Y8，位于发掘区北面的Y4、Y6两座窑炉保存完整，均很好地保留了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床、护窑墙、窑棚柱础等（图10），南面的Y8则由于晚期Y1与现代房屋的占压，只清理了窑后部。这3座葫芦窑的形制特征与明崇祯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绘录的葫芦窑基本一致。
 
图10 北面一窑压5窑
 
图11 南面5窑密集分布
此外，还揭露出清代蛋形窑5座，分别编号为Y1、Y2、Y3、Y5、Y7。这5座窑炉除了年代最晚的Y2分布于发掘区的北面外，其他四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南面，叠压打破关系非常明显，所以其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也比较清晰。我们分析Y5早于Y3，Y3又早于Y1与Y7，年代最晚的是Y2。其中Y1与Y7平行分布，窑床面也在同一平面上，从Y1、Y7的窑尾都已伸入到御窑厂西围墙（Q1）里面分析，其年代有可能是清代御窑厂在清同治年间被太平军烧毁后所建，是清代官、民窑在时空互动上最好的例证。Y3与Y5都对东面御窑厂西围墙外的巷道（L4）与围墙（Q4）有所打破与利用，因此，其年代有可能在明末清初明代御器厂停烧以后所建。年代最晚的Y2经过两次改、扩建，有可能始建于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仅窑室的长度已扩展到22米，如此之长的蛋形窑在景德镇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也是首次发现（图11）。
03 出土遗物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且种类极为丰富，经过初步的室内整理，统计的瓷器、匣钵、窑业生产工具、陶器、琉璃、瓷质建筑构件、青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可复原器物达千余件，年代从南宋早期延续至民国时期。
宋、元地层出土的瓷器按面貌特征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南宋早中期，均施青白釉，器类以碗、盘、碟、盏为主。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模印“莲池”纹样的碟和“酒”字铭文的盏，胎质洁白细密、纹样简洁精美，是宋代青白瓷以釉色取胜向以纹样取胜转变时期的可靠依据。第二段为宋末元初时期，瓷器的质量明显低于前段。器类、釉色趋于单一，仅见一些青灰釉碗、盏等日常生活器皿，具有灰胎粗糙、平底微凹、下腹模印程式化莲瓣纹的时代共性。第三段为元代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地层堆积较薄，产品仍以青灰釉的碗、盘为大宗。此外，和官府及外销密切相关的卵白釉、青花装饰的碟、杯类产品也有少量出土。
明代地层出土的瓷器按属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类，按面貌特征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明代初期。官窑产品的釉色有白釉、红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四种，器类有碗、盘、高足杯、双耳抱瓶、梅瓶等，另有大量洪武时期的建筑构件出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堆永乐时期釉里红瓷器残片，竟是9件釉里红高足杯打碎后集中掩埋的，其中装饰三鱼纹的永乐釉里红高足杯，在目前国内外还不见传世的完整器，显得特别珍贵（图12）。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模印、刻划铭文的瓷质套缽，是研究明初官窑制度转变阶段的实物载体。与此相反，这一时段民窑产品的釉色、器类极为单一，仅见白釉和低温红绿彩装饰的碗、盘、高足杯等。该现象和落马桥窑场揭露的明初地层堆积相一致。
 
图12 厂内官窑瓷器集锦
第二期为正统至成化早期。厂内不见该时期的官窑遗存，厂外的窑业面貌却极为丰富。产品以白釉、蓝釉、仿龙泉青釉、青花的碗、盘、高足杯、筒式炉为代表，形制、纹样演变规律可循是该时段产品的显著特征。出土的一些青花筒式炉书有纪年铭文，为判断器物的年代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其中一件青花书“景泰三年”的瓷器标本（图13），是明代空白期屈指可数的有纪年铭款瓷器，直接证明空白期不空白。
 
图13 厂外民窑瓷器集锦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