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相似，皆滑口，欠滋润，极脆，不甚直钱。卖骨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收之，尤为可笑。
大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
得益于考古学科的发展，对高古陶瓷的认知，今人较之前人，尤其是明清人士，有着极大的优势。今人能够借助考古发掘成果，既系统又具体的对各个窑口进行全面认知。并且，围绕陶瓷工艺、原理、用途、市场、制度、审美以及社会背景多方面的体系性学科建构日臻完善。公共展示场所逐步普及、出版物层出不穷、知识和信息交流的便捷，出土器物前所未有的大量呈现，更是让今人大开眼界，经手过眼之器物是古人远远不可想象、遥不可及的。因此，我们有条件、也可以比较客观地对明清人士的认知进行评判，无需受制于他们的论述。换言之，我们必须用出土的、定性明确的器物检校文献，对古人的观点进行扬弃，以形成科学的、可靠的新的陶瓷论述。这既是我们之幸运，也是当仁不让的责任。
如果我们以此来审视曹昭的观点，很遗憾，他的见解乏善可陈，似是而非，大部分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尽管介绍了十多种瓷器，但与现代考古成果印证吻合的凤毛麟角。或许可以这样说，它的价值就是向后人展示了当时的人古陶瓷知识普遍贫乏，以及道听途说的世风。梁启超先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伪书并非全无价值，所伪之事是假，但作伪这件事，反映当时的风气及社会背景，却是千真万确。明清关于古陶瓷鉴赏的若干书籍，大体都停留在这个水平。因此，以他的陶瓷知识的来源及整体鉴赏能力，他对柴窑的描述其准确性或许需要打一个问号。
尽管如此，文中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值得注意。
其一，以曹昭为代表的明初人士认为柴窑是存在的，且“出北地”。紧接着谈到汝窑时，亦指“出北地”。曹昭是松江府人，此“北地”无疑是指北方。按曹昭的说法，柴窑、汝窑均出自于北方，但具体位置不明，只笼统的说“出北地”。因此，一些人断章取义把北地释读为一个具体地名，如隋代以前的“北地郡”，以此来附会柴窑，那岂不是汝窑也是出自“北地郡”？此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值一驳。
曹昭把柴窑描述成“天青色”，汝窑为“淡青色”，颇耐人寻味。众所周知，无论是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70余件，还是窑址考古发掘的残次品，汝窑素以淡雅的天青釉色名闻天下。曹昭及其同时代的人，甚或早至宋人，真正见过汝窑实物者少之又少，关于柴、汝釉色的说法或许更多的来自于民间的传说，未必信而有征。但也说明了在元末明初文人的观念里，柴窑与汝窑呈色差别不大，在青色谱系里是相当接近的，所以都有“青如天”之说。
 
我们明白了上面两点，再考虑到釉面多“有细纹”（细小的开片），就可以推知，即使柴窑是一个想当然、莫须有的存在，元末明初的人也并未把它与艾绿色的越窑秘色瓷联系在一起。
明代人十分肯定有柴窑存在，但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不得而知。目前所知明以前的人没有记载过此事，宋元文献中涉及到瓷窑的并不少见，但无一提到过柴窑。《宋史》、北宋陶榖《清异录》、南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都有一些有关瓷窑的记载，然而均未言及柴窑。南宋成书的《坦斋笔衡》，说到了“世言”越州秘色瓷为钱氏独享，但作者叶寘引陆龟蒙诗予以反驳，并由此而下谈到了汝窑、官窑、定窑和龙泉窑，同样没有提及柴窑。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也无法证实柴窑的存在。但明中期以后南方士人的笔记或某些地方的方志等文献柴窑记载层出，言之凿凿，个中原因千差万别（这个后面再详说），但始作俑者目前看来必推曹昭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