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室里，一块核桃大小的明代黄底绿花瓷片，引起刘凯民的兴趣，那是一块盛器的瓷片。
　　虽然是研究釉彩色系的专家，但是缺乏必要的研究辅助工具，刘凯民短时间难以准确分析出它的色系构成。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回去，仔细研究。
　　从故宫借东西，谈何容易。
　　没有办法，也得想办法，刘凯民凭借自己的业界威望，以人格做担保，打了借条，这才将这块瓷片借了出来。
      底标的故事
　　研究期间，任允鹏带着任务多次赶往钓鱼台国宾馆。
　　算起来，这已是任允鹏5个多月来第4次去往钓鱼台，真是应了陈贻谟后来的一句玩笑话：钓鱼台不仅钓鱼，还“钓”人呐。
　　当然，这次钓“人”，是为了“龙罐”的底标。
 
　　1999年，记录硅元中华龙钓鱼台底标文字的笔记本。
 
　　第一代中华龙最早的底标
　　时隔二十年，任允鹏翻出了一本黑色记事本。“这是当年钓鱼台国宾馆领导亲自绘出的底标，写下的标字”。任允鹏回忆，当时的钓鱼台图标没有正规的版本资料，他只能从国宾馆的物件上，寻一个图标的底版。
　　白皮儿，宽度不到两公分，谁会想到印在“中华龙”下面的底标版式，竟是源于钓鱼台国宾馆的牙膏盒。
　　笔记本里，几笔绘就的图标和“钓鱼台国宾馆建馆四十周年特制，山东硅院，一九九九年九月”的字样，还清晰的印在泛黄的纸页上。
　　一个牙膏盒上的图标，25个手写的字，就这样成为了“中华龙”最初的底标。
      几经打磨
　　开发不易，设计不易。
　　借来的瓷片里，釉彩色系构成原料存在有害物质，不能用，怎么办?
　　新的问题摆到硅元团队面前。苦思冥想，反复尝试，最终硅元决定以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研制的高温快烧釉彩作为替代，绘制了“中华龙”的中国色彩。
　　没有釉中彩花纸，就进口高温釉中彩颜料，烤制色标盘供调色使用;颜色基本试好后，再带着颜料到花纸厂请他们帮助印刷打样。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一天去了四次花纸厂，其中一次是同事张意刚同志，骑摩托车带我去的。”回想当年几乎白日黑夜颠倒的日子，负责组织生产的分公司经理任允鹏说，“难，当然难，但硅元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行的。”
      “龙罐”诞生
　　釉色定了，设计的重任落到了已经67岁的陈贻谟大师肩上。“当时陈大师早已过了退休年纪，被硅元返聘。一头扎进了对中华龙的设计之中。”提起陈大师，任谁都打心底里钦佩。
　　任务紧急，没有参考资料，陈贻谟大师多次进京到故宫博物院翻阅资料查看实物，这一看，就是好几天。记不住，就把书买回来看，一遍遍研究，想了画，画了改，经常顾不上吃饭，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候眼睛都熬得长出眼疖子来，和看不到一样，他就用纱布遮着一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设计。
 
　　陈贻谟大师
　　一个设计，回到陈贻谟大师手里，就是无数次修改。由于钓鱼台要求国庆宴用器皿保温效果要好，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造的难度和工作量。
　　初期，设计的器形在外套内倒水后，内胆会漂起来，没法使用，从设计到制做，一切只能从头再来。
　　正值炎夏，工作室条件也差，昏黄的灯光下，时年67岁的陈大师经常光着膀子，白天干，晚上干，汗随着额头流下打到了手中的坯体上，另一只手还不断地转动石膏车的手轮，车出了“龙罐”的盅体、盖子、内胆，塑出了盘龙盖顶、腾龙双耳……
　　“当时硅元工作室没有空调，大家心疼陈大师，就把实验室里唯一一台空调拆下来给他装上。”殷书建说。
　　而当时负责组织生产的分公司经理任允鹏则是一遍遍地把大师们的设计成果烧制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