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平教授
      我从小贪玩，爱好运动和画画。当时正好是“小小银球传友谊”的年代，乒乓球打的火热，我从水泥桌上打到校队的木头桌上，立志要做一名运动员。直到十二岁转校到中学，同班的一个名叫邓玮的同学总是让我五个球，我也胜不了他，兴趣就转到画画上了，拜了工厂的美工舒惠学为师开始学画。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我的语文老师李思亚是中文系毕业，喜好文学，经常让我们写作文，当然也写大字报。所以，中学时期的我同时擅长绘画和写大字报似的作文。我参加了校、厂、县、地区乃至省里各种名目的美术创作比赛和展览，尽管这些美术创作全是文革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但这使得我当时画画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前几天，我在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讲学时，一位大学生问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艺术家是不是处境艰难？我回答说：“也许吧!”但文化大革命为我这个当时的中学生提供了习艺的舞台。   
      我读中学时认识了在文化馆当美工，后调到陶瓷学院当老师的李菊生，他是一个极有才情的艺术家，听他聊艺术，既长知识又长智慧。当时在省里名噪一时的油画家马洪道，师出名门名校，看到他大场面的人物画，我服的不得了，坐着火车前去拜师。但他没有对我的画做出点评，叫我回去画50张画来见他。我后来画了无数的写生。直到许多年后，我们共同在上海这个城市生活的时间里，我也没凑足自己认为像样的50张画去拜会他。
      那个年代，《美术》和《连环画报》是我唯一的读物。汤小铭的《无产阶级的歌》被我临了一遍又一遍；受俞晓夫的连环画启发，我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的《百花洲》画了不少小说插图；夏葆元的素描, 陈丹青的速写成了我学习的范本。伴随着小时候的梦想和崇拜，我一直勤奋画画。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的我年方十七，自信满满，只报考名校，和当时已有名气的一部分画家同时步入考场，手里拿着笔发抖地看着他们画完，结果自己败下阵来，一连五年败北，但是我从没气馁。1983年，我降低报考志愿，终以全省最高专业分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专业，遇到曾在考场见过面的杨剑平做我第一堂雕塑课的老师，从他那里我开始了雕塑的入门。杨剑平和蒋志强有陶院二大才子之称，我们的年龄相仿，从师生到朋友，一直联系到今。尹一鹏是一位文人气十足的教授，也教过我，是我敬佩的老师之一，毕业后我们也联系甚多，他一直鼓励和肯定我。周国桢教授是我动物雕塑课的老师，他是蜚声海外的大师，不善辞令，却把动物雕塑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我辈不敢近身。当时的陶院雕塑老师还有一批诸如姚永康，陈作芳，吕品昌等人，组成了陶院历史上最强的实力派教师阵容，而且学术氛围相对活跃，名家频频客座讲学，学生学风高涨。在校期间，我学过康波夫和徐悲鸿的素描，模仿过罗丹、马约尔、摩尔的风格手法。大三时，突然不再迷信名家，思考如何走自己的路。 
        1986年，我想圆了原先想上中央美院的梦。到北京考研，系主任钱绍武鼓励我说：“中央美院应该招些外校生，避免近亲繁殖。”我临时又向在校研究生隋建国讨教秘诀，结果日语和专业有信心的我，全不如往常。唉，从考大学到考研究生，考场上大多数时候我是见了鬼。但是，我的人生之路上也常常是此门不开，彼门就开。偶然的机缘，上海同济大学把我要了去，院长戴复东重视人才，副院长刘云善解人意，学校也重视。与我同时来的一帮美院年少辈一心想大干一番，但1989年前后可谓多事之秋，人事变更，做点事还真不易，大家只好扔下铁饭碗，各奔东西。只有来自浙美的好友吴刚独守至今，好多年不见，他已发福了。
      1992年，在上海美院执教的李游宇把我从赴美签证的门口拦下，到宜兴合伙办起了生产陶瓷雕塑的工厂，虽然办工厂非常累，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