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之书法，能使人受到陶冶。瓷、书结合赖于文化的融合，通过诗词内容激起书家的创作热情，而决非例行公事的文字照搬。艺术是骚动的不是静止的。墨笔在瓷上作书，讲求墨随情落，格由意定。器坯上刻字，日铁笔书，提按顿挫，重在书法艺术同腕力的谐合。运刀视同运笔，兴至挥来无拘束，何分墨笔与钢锋。习久则能生巧。瓷有道，书亦有道，见贤思齐，承前重在启后。文化至上、瓷书鉴之，尚不失至理至善。
    瓷与书法 毛笔 铁笔 文化艺术
    三联构思，第三项为书法。三联构思正是建立在陶瓷这个相近艺术的载体基础上。目的是在一种静止而单纯的物质形象中，唤起或产生一种文化律动，从激发和启迪入手，使人受到陶冶，感受三联艺术魅力。三联艺术以各自形式出现，给人一个思索的艺术空间，继而由艺术转向人生、事业和自我；在重叠的错综复杂的艺术矛盾中产生灵魂驱使下的遐思和震撼，我想这便是三联艺术作品的成功和最高境界。
    文学和艺术能打动人，是不争的事实。一篇文章，一部小说读到情节曲折，含义深刻或悲切之处，会令人潸然泪下、掩卷呜咽。一部电影（电视剧）、一出戏剧，不尽的辛酸苦辣，难耐的世态炎凉，不得不使人疾恶如仇、义愤填膺。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及其威力。书法艺术同样，它感人的条件和方式虽与电影、戏剧不同，而其意义则无二致。书法感人靠笔墨和气韵。电影、戏剧靠情节、靠真挚。
    流动的书法线条，凭人的感情和性情借笔产生。这个产生过程的条件因素则是多方面的，是激越、是压抑、是愤懑、是愉悦，各呈格调。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或称《兰亭集序》）的问世，属心神愉悦之作。时当“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太守王羲之与司徒谢安、右司马孙绵等42人，在此修禊，曲水流觞，饮酒赋
诗，王羲之撰书的《兰亭集序》记述了当时的盛况，成为文章和书法珍品。”试想“群贤毕至，少长成集”（《兰亭序》语），各逞吟怀，王羲之临场制序并书，兴致所至，用笔自然酣畅，神采飞动，遂成千古名书。
    “天下第二行书”是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亦称《祭侄稿》。当时是颜真卿的侄子在讨伐安禄山的战争中不幸殉国。为了纪念其侄的英勇精神，颜真卿奋笔写下《祭侄稿》。纵览其书，大义凛然，正气奔涌，悲愤激昂中流露出大义及其爱憎。故元张晏跋其书法艺术云：“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直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称道：“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书如其人原不是绝对的，但从书法表现的形式和情趣中，去领悟其艺术魅力，却是非常神奇的。
    以陶瓷艺术品所定诗词内容，去发挥书法的固有优势，以获得感人效果，说到底还是从书法（作者）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出发。象中国画题款书法一样，不仅位置要选择，题款形式也要选择，而书法更需要选择。题款位置一般要求是为画面增添布局美，能起到点睛作用。题款是错落，还是跳跃，是横书一条线，还是竖书参差有致，这是形式要求。工笔一般题楷书款，有的多用赵佶瘦金体。泼墨（写意）山水则用苍劲的行或草。这些法则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权威所规定，而是人们根据美术实践而摸索出的艺术真理，这是书体要求。陶瓷艺术中的书法表现，各窑口均有不同的方法。以景德镇及南方一些大瓷区为例，多见于墨色（一种陶瓷颜料）题书，用毛笔直接在瓷器壁上写，然后烤成。陶瓷进入明清时代，书画家们渐渐把瓷坛作为他们的另一个发挥阵地。同时陶工艺术家也应运而生，兼瓷兼书兼画。“中国书画之肇兴已二千有余年，此二千年中所产生之著名大家车载斗量，若再将长一技者计算在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