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以对。文革最激烈时，作为业务骨干的“王张”两人都因省革委要画一个革命长卷被抽调到省城南昌写生半年而逃过了劫难。等到他们回来时，还是有人提出要批王锡良，但都被张松茂用“缓兵之计”拖了过去，不久这场运动便平息了，王锡良也因此而得以“平安”度过。 
        王锡良也不只是艺术上帮张松茂，在其它方面同样全力维护他。当时职工的工资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上调一级，而且往往只有很小比例的职工才有可能加到这尽管只有几块钱一级的工资，因为僧多粥少机会难得，所以每当上调工资时，职工之间“竞争”异常激烈。那年陶研所的职工好不容易等来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不料个别老艺人对张松茂加工资提出异议，说他只会釉上不会釉下。关键时刻，对张松茂了解甚多的王锡良却道出了他的种种成就，力主“张松茂不加工资说不过去”，为他争取利益。在王锡良实事求是地列举出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大家终于表态说：“张松茂确实应该加这一级工资”。
        “王张”这两位工艺美术大师在六七十年的艺术生涯中，都游遍了祖国的奇山秀水，坚持野外写生，描湖光山色之灵秀，写自然万物之形态，创造了当代陶瓷艺术的高峰。他们或结伴或独自遍访名山大川，涉足天下奇峰异水，所到之处必提笔写生，对景抒情。在体验生活之余，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着意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山水的人文精神、花鸟的意态情趣。他们的创作师从于生活，立足于生活，笔下的艺术形象鲜活而灵动，绘画语言细腻而丰富。熟悉王锡良和张松茂作品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他们的作品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气息，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画面都富有情趣，富有生机，造型很少雷同，即使是描绘同一种植物，如松树或梅花，也是风格各异，姿态万千，这种善于变化、创新的表现手法，是跟他们长期坚持写生实践密不可分的。
        传统的陶瓷艺人的作品，几乎全是临摹古人和书上的，最多凭着各自的悟性有所发挥而已。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要组织一批艺术陶瓷去民主德国等国家巡回展示，并派出了祝大年、高庄、梅健鹰等一批顶级精英，对景德镇的艺人进行辅导。这些名家带来了剪纸，但老艺人不屑一顾，说都是些“鞋样”，不如景德镇的瓷画好，能画出“阴阳光”。老艺人的“顽固”引起了高庄的“愤怒”，但梅先生非常温和，他开课为大家讲素描。年轻的王锡良认为梅先生的课对自己很有用，所以学得非常认真。这批货完成后在北京美协搞了预展，王锡良有幸去了北京。北京美协汇聚了一批美术界的名人，这些人有真本事，但他们仍然觉得理论知识不够，天天晚上在一起学习。这让王锡良大开了眼界，他在那里懂得了透视，知道了写生。回到景德镇后，王锡良身体力行，成了第一个写生的“红店佬”（景德镇把在陶瓷釉面上进行彩绘装饰的工序俗称“画红”，而“画红”的店铺就叫“红店”，画红者则称“红店佬”）。不久，他写生所画的《莲塘风景》、《采茶捕蝶》在《江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并引起了好学的张松茂关注，成了忠实的追随者。
        从此，王锡良经常带张松茂一起出去写生。上到观音阁，下至小港咀，景德镇城区的山川河流、公园莲塘、街道里弄，无处没有留下他们的身影足迹。他们还经常利用节假日，背着缝袋画板，带上干粮下乡写生，像瑶里这样的秀美乡村，已经去过不知道多少次。除了景德镇城乡，他们亦曾无数次结伴到外地写生，庐山、黄山、井冈山、鄱阳湖等名川大山，到处都有“王张”两位来自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的印记。一次在婺源长滩写生时，张松茂发现王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