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皇室逊位之后，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