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头顿沉船出水的中国青花壶瓶
 
荷属东印度公司定制三博士釉上彩瓷图盘及其水彩设计稿
 
荷属东印度公司定制的粉彩纹章瓷
 
里斯本桑托斯宫镶嵌的克拉克瓷
　　17世纪始，欧洲各国纷纷在东方建立商贸公司，以荷兰和英国先后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最有代表性。这些商贸公司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往往以列强在中国代表的身份出现，相对集中地开展远洋商贸活动。在这种经济格局中，中国开始大批量接受西方订货。以此为契机，中国陶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西方市场，涌现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外销瓷品种。
    远帆竞至：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1602年，荷兰人为保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利益、支持本国与西班牙争夺东方领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创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更名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横跨远东、印度洋、太平洋直至欧洲的强大商业王国，垄断了几乎整个17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活动。17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权的衰落，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逐渐日薄西山。1799年，荷兰在印度洋贸易的统治时代最终落幕。继之而起称雄全球远洋贸易的，是后来居上的英属东印度公司。1715年，英国商馆在广州正式设立，英属东印度公司亦专门成立了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负责英中贸易与外交事宜。此后100余年，英国以广州为口岸，同大清帝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陶瓷、丝绸及茶叶贸易，逐渐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
    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17世纪经由荷属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陶瓷累计共达1600万件；而仅仅在1780年，英国就向中国订购瓷器80万件。17-18世纪全球贸易下中国瓷器洪水般地输往欧洲，这一史实不仅记录在冰冷档案数字中，更通过陶瓷贸易线上的沉船遗迹，无声却生动地诉说着当年远帆竟至的盛况。
    迄今为止打捞出水的明末清初远洋沉船，有来自中国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碗礁二号”，也有东南亚海域的历史钩沉，如发现于越南海域的头顿沉船、新加坡海峡的“海尔德马尔森”号和爪哇海的“泰兴号”，更不乏非洲海岸线和大西洋海域的商船遗迹，如南非海岸沉没的“圣康卡罗号”和大荷兰港口失事的“哥德堡号”。这些出水瓷器和沉船遗迹如珍珠点点，串联起明清之际中国与东南亚、欧罗巴地区间漫长而繁荣的陶瓷贸易通路。
    这一时期的远洋贸易以瓷器为重要船货，广州是重要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随着 “一口通商”时代的到来，粤海关更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中心。
    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崛起
    街市上往来着东西方各国商旅，珠江水面上大小货船穿梭不息；瓷器、茶叶与丝绸源源不断地从商行仓库打包装货，运往在黄埔港上等候的远洋商船；珠江江畔幢幢排列整齐的建筑，是中外客商们交易、夜宿、集货之地；气派非凡的商馆广场上，大清帝国“钦命粤海关”的旗帜周围飘扬着大英帝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荷兰的国旗：这就是清代的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的盛景。
    清政府在结束了海禁政策之后，出于既要对外通商又要约束外商贸易的考虑，于广州指定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的“牙商”开设行店，进行垄断贸易，“十三行”自此登上历史舞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进行，其“一口通商”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自此，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对外贸易的中心。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制度，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开辟出一片通商贸易的广阔天地，成为清代前期的贸易“特区”；不仅促进了瓷器等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将中西陶瓷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