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汝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原因何在？长期以来，在国内古陶瓷研究领域，就汝瓷的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严重对立的认知与见解。主要集中在汝窑的性质、存世量、鉴定要素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以“宫”里面、“馆”里面的部分“专家”、“权威”为代表，坚持认为汝瓷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七十多件，而且基本由博物馆所收藏，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里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及私人典藏10多件；并且坚称，民间不可能有汝窑瓷器。在汝窑瓷器的鉴定上，他们以馆藏的、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多件汝瓷作为“标准器”，并以此排斥、否定其他所有汝窑瓷器（其实，把某个窑口或窑系某个时间段烧制的某几件器物作为“标准器”，去套鉴其他所有产品，这本身就是十分无知、荒唐的，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若有必要，另文再议）。
      这些“专家”、“权威”们却忘记了，故宫博物院那十多件汝瓷，绝非由宋而元、明、清及至民国传承有绪的器物，其中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从民间征集而来的。他们抱着这本有六十年历史的“老黄历”不放，并把这本“老黄历”神秘化、绝对权威化、经典化，以此守住他们赖以生存、养家糊口且给他们带来无比辉煌却早已过时的“学术成果”。站在这批“专家”、“权威”对立面的，是人数众多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甚至还包括不少专业的考古科学工作者。这一部分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理念，作为汝瓷研究的指导思想，充分重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汝窑遗址几次大规模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与新的科研成果，十分珍视并竭忠尽智收集、保护、研究大规模基本建设中出土的汝窑瓷器，极大地丰富了汝瓷的实物数量，并已经或正在揭示汝窑在其大约408年的历史发展中，各个阶段产品的共性与特征，为汝窑和汝瓷的研究做出了远远超过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所无法企及的突出贡献。
 
      但是，由于体制问题，这些满怀爱国热情、文化底蕴深厚、勇于实践、善于探索、有真知灼见的业余汝瓷研究者，却被“专业人士”视为另类，踩在脚下，失去了最起码的话语权。这天大的怪事在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里是绝无仅有的。主管部门的官员视而不见、媒体的监督缺失，长此下去，后果难以设想。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十分尊重汝窑的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文物，参照宝丰大营镇蛮子村发现的窖藏汝瓷珍品，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的工艺特征，考古研究工作者把汝窑的烧造年限大体分为五个不同时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前后历时62年，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
    第二期，即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至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125年），其间62年，是汝瓷的发展期。
      第三期，即北宋晚期，从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历时39年，为汝瓷生产的鼎盛时期。
      第四期，即金代。北宋晚期，宋金对峙，中原地区的汝窑大都停烧，造成人亡艺绝。至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宋进誓表于金，称臣割地，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从此战乱平息。至金哀帝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前后历时90年。在此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