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形状、长度、宽窄上看，万年青叶丛生；披针形或带状，长10～30厘米，宽2.5～7.5厘米，先端尖，基部渐狭而近叶柄状。五叶纹植物的叶也丛生，但呈散状。虽然其叶面形状、长度、宽窄与万年青叶有可比之处，但万年青的叶全缘，革质而光滑，而五叶纹植物的叶看上去是短、宽，鲜嫩、青脆、肉质较厚。显然，五叶纹植物刻划的并不是万年青，而是一种人们经常食用的叶菜或小青菜，这从五叶纹植物正中所刻的那叶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且这种叶菜已被人们栽培到田园里，五叶纹植物之下的长方形扁框就是对田园的刻画。所以说，五叶纹作为“叶菜”之象征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在这里，我们没必要非说出五叶纹植物为何种蔬菜，其名又甚?只指出它是哪一类蔬菜就可以了，因为在浙江余姚有点像五叶纹植物的叶菜类蔬菜品种较多，这些叶菜的原始品种在7000年前，很可能都是河姆渡人采集或栽培的对象，如果从植物形态学角度讲，非要把五叶纹植物具体到某种叶菜品种，难免会出现一种“百家争鸣”，永无休止的局面。所以，笔者只能断定五叶纹植物刻画的是蔬菜叶菜类植物。
上海青品种：叶菜类四季青小青菜
综合河姆渡遗址的相关考古资料，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不仅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而且有附属于稻作农业的、新兴的蔬菜种植业。三十五年前，笔者在提出五叶纹陶块上的五叶纹应为蔬菜之象征时曾指出：如果我们把同“五叶纹”陶块一起出土的“稻穗纹”陶盆和同“五叶纹”陶块所处同一层位的红烧土中的稻壳痕迹，以及该遗址曾出土的葫芦皮、葫芦籽、骨耜、骨铲等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不仅已经开始种植蔬菜，而且在蔬菜品种上已经多样化，该遗址出土的葫芦皮、籽与“五菜叶”陶块揭示的情况表明：河姆渡人当时种植的蔬菜不仅有葫芦科一类，而且有叶菜一类。⒀时至今日，笔者仍不改初衷之认识，正是基于对河姆渡文化诸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才得此结论的。
五、我国蔬菜栽培究竟起始于什么时代？
目前，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可以证明蔬菜栽培起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凭证似乎只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1973年发现的葫芦皮和葫芦籽一例。河姆渡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是早于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它所处的年代与黄河流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相比，是早于“仰韶”而略次于“裴李岗”，但是人们为什么不把我国蔬菜栽培的起始时代推定到这一时期呢?其原因恐怕是认为证据太少。证据真的太少了吗?笔者认为：证据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就看我们如何去观察、分析、研究这些证据，不要把它们归错了队，或者忘记了它们的旁证身份。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甜瓜种子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葫芦籽、皮（浙江省博物馆藏品）
目前，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可以证明蔬菜栽培起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凭证似乎只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1973年发现的葫芦皮和葫芦籽一例。河姆渡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是早于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它所处的年代与黄河流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相比，是早于“仰韶”而略次于“裴李岗”，但是人们为什么不把我国蔬菜栽培的起始时代推定到这一时期呢?其原因恐怕是认为证据太少。证据真的太少了吗?笔者认为：证据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就看我们如何去观察、分析、研究这些证据，不要把它们归错了队，或者忘记了它们的旁证身份。
 
众所周知，目前已发现的四处有菜籽或蔬菜实物出土的遗址，都有粮食种籽出土或发现有粮食遗迹。出土“芥菜或白菜类种籽”的西安半坡遗址，其中在“一个窖穴中，仅粮食腐朽后的谷皮，就有数斗之多。还在一个小的陶罐中，保留下完好的种籽皮壳；出土瓠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