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键节点，那就是如何评价《古窑器论》的可信度？曹昭的所谓格古知识来源可靠吗？通过他对其他诸窑的论述，可见他的古瓷器知识相当贫瘠。以他所列举的，可以肯定，他亲眼所见的极少，龙泉窑仅谈到了双鱼洗。“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暴露了他对龙泉窑的缺少起码的直观感受，因为翠青为元明龙泉的釉色，粉青与梅子青则是南宋顶级龙泉的代名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饶州媲美定器的青白瓷他似乎闻所未闻，吉州窑的多姿多彩更是一无所知。霍州窑金代已至高峰，并非始自元代，更非彭氏戗金匠所创。至于作为宋代茶文化和茶俗象征的建窑盏，在他的眼里，“体极厚俗，甚少见薄者”，完全颠倒了评价标准。由此观之，大凡文献有记载的，或文人诗歌笔记有记述、又在其阅读范围内的，他略有所知，其余的几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已。因此，曹昭算不上一个陶瓷收藏者和鉴赏家，他对陶瓷的识见相当局促逼仄。他的贡献，主要就在于把时人人云亦云的话题与内容真实地记录下来，让我们籍以了解瓷器开始作为一个收藏品种时的社会风尚和收藏者的知识能力。在所有的经典收藏部类中，陶瓷算是后起之秀，从元明起始，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收藏门类过程中，收藏者的观念、视野、路径、旨趣、风尚、对古瓷器的理解等诸多方面由肤浅到深入、由狭隘到广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且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而以《格古要论》为肇始，一直到现代陶瓷史的建立前，明清人士各类古陶瓷鉴赏文献其主要功用便在于此，其实际鉴赏价值微乎其微，史料价值亦相当有限。惜诸多现代研究者，包括体制内顶着各种名目、头衔的所谓专家，未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以此类笔记体文献为法典，奉若圭臬，一头埋在故纸堆里考古，丝毫没有怀疑精神，所做工作不是围绕证伪，而是全盘采信，按图索骥完全无视现代科学考古的成就；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以致观念陈腐，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作茧自缚，堕入哗众取宠，无根演绎，追奇猎怪之窘境，令人失望。
如果我们把阅读视野扩大到全书，不限于《古窑器论》这一章节，很容易发现许多类似的讹衍现象充斥其中。《格古要论》算不上真正的著作，更谈不上是一本严谨的有关古物鉴赏的著述，严格地说，是一本汇编，来源芜杂，良莠不齐。其中，南宋《百宝总珍集》是其主要来源之一，许多内容均被原封不动地抄入《格古要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清后人的著作，又多抄袭曹昭此书。
尽管《格古要论》及后来的各种文献谈及柴窑有价值的线索不多，有说服力的观点欠缺，以至于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的结论。但是，它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许在柴世宗时代被命名为柴窑的瓷窑并不真实存在，但元明开始的“世传”之柴窑一定有所指，绝非空穴来风。那么，这个所指究竟是什么样的瓷器呢？它又是如何出笼的？柴窑概念或文化现象之真实意涵何在？还有，对待类似这样陶瓷史上的无头悬案，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使我们的认知趋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