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当然也不排除有更早的文字记载但已失轶）。以《格古要论》为发端，《宣德鼎彝录》、《遵生八笺》、《长物志》、《新增格古要论》、《饮流斋说瓷》、《景德镇陶录》等书均因袭此说，并且添油加醋，注水严重。
 
其二，“世传柴世宗时烧者”透露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即世传柴窑生产年代是柴世宗在位期间，并没有说由柴世宗烧制。论者常常有意无意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这句话理解成“世传柴世宗烧者”，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柴世宗在位时间只有短短五年，宽泛一点而论也可以指整个五代后期，期间各地烧窑的不在少数，不可能都是“世传的柴窑”，能够被称为“柴窑”的，无疑是指进贡给后周的青瓷，也就是说，所指为这一时段青瓷的佼佼者。这对理解明代中期以后的江南人士指柴窑为五代秘色瓷大有裨益。
其三，文中所述之官窑、董窑、哥窑与象窑，按行文逻辑和文字表述方式与内容，似乎有某种高度的内在关联性。董窑和象窑都不见于前人的记载，后人似乎也对它们失去了兴趣。究其原因，或在于它们既没有柴窑那样显赫的身世可依，又没有哥窑那样可以表明自己身份的实物。缘此，曹昭笔下的董、象二窑究竟所指若何亦成为一个悬案。
它们的关联是通过紫口铁足、开片纹路，淡青色釉色等来实现的，又通过瓷胎粗细等来区分。
官窑色青，“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董窑淡青色；哥窑色青，“色好者类董窑”。从柴窑、汝窑到官窑、董窑和哥窑，隐含着品质及青色等级依次递减但一脉相承的线索。后面一个其中色好的与前一个相类，差的便“不直（值）钱”。比较例外与有趣的，是所谓象窑，其釉“色白”，并有“蟹爪纹”，但请注意，是青釉色白，不是白釉或曰白瓷。差一等级的“色黄”，不过无论色白色黄，“俱不甚直钱”。从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与出土器物来对照判断，此象窑与我们现今所说的、也是明中期以后所说的哥窑（传世哥窑）高度相似。而董窑，则酷似所谓官哥不分的品类。果若如此，那么作者文中的旧哥窑对应的是现在所指的什么品种？会不会产自龙泉窑区？总之，在作者看来，这四种窑器是有内在关联的，共性是紫口铁足、开片、色青，但整体上有优劣之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到了新哥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作者生于元末明初，或可亲知亲见此事此物，可信度自然高于他对“世传”的柴窑以及宋代窑器的记载。当然也有可能出自比曹昭略早的元末孔齐所著《至正直记》。那么，这些“成群队”且“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元末新烧哥窑，后来又流向了何方？既然元末还在仿烧，那更早一点、或者元初以来是不是一直在烧制？这或许是更合理的揣测，因为工艺技术路线一旦出现中断，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的。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南京明初汪兴祖墓所出的、被定为南宋官（哥）窑的11件开片盘子，会不会是这路货色？类似的还有南京溧水、安徽繁昌、安庆窖藏元代哥窑瓷器，以及韩国新安沉船、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的哥窑瓷器，这些器物都具备曹昭和孔齐所介绍的新哥窑的典型特征。
 
其四，作者对定窑描绘最全面也比较准确，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识来源可靠。我们不禁好奇，元末明初要在民间见到古定器并非易事，那么，他是如何了解如此详尽的？并且为何独独对定窑有此认知？仔细推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恰恰是因为古籍中对定窑的记述是最多的，各类文献是曹昭对定窑认知的主要渠道。定窑生产时间长，品质好，即使在南宋时期，临安城包括皇宫都在大量使用金代定窑，多年来杭州城建工地出土物证实了有关文献记载的真实不虚。
这又回到了一个必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