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宏彦
西安米家崖遗址是1923年春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的，这应该是中国最初发现的少数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故凡研习、讲述中国考古史或陕西考古史者均要提到米家崖遗址。然而80多年以来，除了因修建陇海铁路穿越遗址区发现部分遗物和几次地表调查外，米家崖遗址的地层书页从未被科学地翻开（发掘）过，因而对该遗址的内涵所知甚少，也就无从评价其科学研究的价值。
 
资料整理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城市建设中对米家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据此出版了《西安米家崖：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城市建设，再次对米家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我受工地负责人柴怡女士之邀，曾到发掘现场参观。炎热的天气，简陋的条件，考古队员们争分夺秒地抢救文物的场景，至今仍不时地浮现在眼前，令我感动不已。由于是抢救性发掘，不用说发掘过程中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许多工作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仍尽最大可能，抢救回不少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
近日，发掘报告编写工作负责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翔宇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君孝先生寄来了本次考古发掘报告《西安米家崖》的稿件，并力邀我为本次发掘报告写个序，心中颇感惶恐。一是，退休几年已基本封笔，不写学术类的文章，对学术动态掌握不多，更不便评价；二是，近年视力日渐衰退，视物不清，难以动笔写作。但二位先生的盛情实在推却不过，只好再读《西安米家崖》后，勉为其难写几点感想吧！
 
出土器物
首先，自米家崖遗址发现的80多年来，多次受到城市发展基本建设“蚕食”，幸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两次戮力抢救，才挽回了部分损失，故获得的考古资料尤显珍贵。本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发掘，将米家崖遗址分为四个发掘区，计划分区编写多部发掘报告。相信这批考古发掘报告编成后，将是米家崖遗址最为详尽的一批研究资料。自2012年以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整理这批考古发掘资料，历经十年认真、细致的梳理，目前Ⅰ区的发掘报告已完稿，即将付梓出版。因而米家崖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是双方互利合作的结晶。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米家崖遗址或已无存，但这些遗址发掘资料却随着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而永存。
其次，远古人类活动遗留下的遗存，原本就是零散的、破碎的和不系统的，每次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也只能是当时人类活动遗留的一部分。故从本次发掘获得的资料看，虽然与 2004～2006 年发掘所知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但也是学术界对米家崖遗址的再一次了解。换言之，只有对若干次发掘资料的进行详细考察，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米家崖遗址并评估其学术意义。特别是米家崖遗址包含着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的遗存，对于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从刊布的资料看，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喇叭口篮纹钝尖尖底瓶，应是仰韶文化最晚阶段的尖底瓶形式，同龙山时代案板三期文化中的喇叭口篮纹小平底瓶的形态有一定的关联，对探索二者的演变乃至文化间的承袭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而龙山时代正处于文明起源的前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任何考古发现，都对探索文明起源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次发掘获得的客省庄文化的遗存较为丰富，考古学家们可从这些破碎陶器、石器和房屋建筑等反映的先民们生业、技术、社会组织信息，探索史前社会的变化及向文明演进历程。因而米家崖遗址报告的出版将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新资料。
 
陶器纹饰
再次，米家崖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