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术馆(art museum)的意义，自18世纪在梵蒂冈建立的最早的基督教博物馆以来，历经两百多年的思考，已经日臻完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博物馆学，这样的系统性学科，来梳理人类的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价值意义与未来的可能。
　　但事物往往并非一陈不变，因而，当我们非常教条地去看待美术馆的前世今生，我们将无法看清楚，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美术馆茂密滋生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本质，并有效形成新的观察方法与意见。
　　近日得到一个有关美术馆的人事消息，中国民营美术馆的领袖级人物张子康先生，即将离开今日美术馆[微博]馆长的职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特别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群体来说。张子康在今日美术馆任馆长一职，历时八年，而正是这八年，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一种地下与半地下状态，从体制外的非主流状态，一下越变为主流形态，一大批“像野狗一样生存”的艺术家，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人物。除了经济杠杆的作用之外，张子康领衔的今日美术馆功不可没。
　　可以说，中国的美术馆功能谱系中，除了学术研究与公共空间的艺术品展示之外，还有一层非常隐晦但往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作为某种群体特性的孵化温箱而存在的。这一存在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其学术与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美术馆通过这一孵化功能，完成对特定群体的政治身份的合法化转身。这在中国的官办美术馆中，尤其明显。而民营的今日美术馆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群体，则通过有效利用，并放大这一孵化器特征，有效成为某种民间议会厅性质的场所，它通过各种力量的综合嫁接，完成对某一类群体的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新的社会高端群体。
　　毫无疑问，这可真是一门“大买卖”。
　　看清楚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难在如何超越这一点，让美术馆的空间，特别是当代美术馆的空间，更加有效的成为各种传统文化的当代化转身的孵化器，而非仅仅为群体与个体的身份转变构筑平台。
　　这一点，对中国大陆的文化重建与人文重构极其重要。
　　当代美术馆的定义通常是指私人拥有，并以营利为目的之一的商业美术馆。盈利与否，以及如何盈利，往往是一个当代美术馆生存与发展的重点课题，而且在中国美术馆发展相对世界美术馆发展，处于观念落后，生态氛围落后的局面下，特别是并不被体制所关爱，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因而，像今日美术馆这样的特殊案例，已几乎不可复制，它与时代背景、历史机遇、乃至于操盘人的力量与思路，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今天，私人美术馆已经成为了文化产业中，绕不过去的题材与元素。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美术馆发展的历史阶段，准确定位并完成一个美术馆的发展纲要，重新定位并找到美术馆在中国文化重建与人文重构的历史重要时期的特殊作用？
　　我们可以就一个具体的个案来研究。
　　在中国的景德镇，如今已经广泛形成一种陶瓷文化产业的生态模式：由国家相关机构每年认定一批省市级，直至国家级工艺美术职称，俗称“大师”职称，参与认定者，则通过这一认定，为自己的产品形成新的定价和营销口碑，获得相关的产值利益。
　　这一生态链其实与陶瓷文化，乃至于陶瓷艺术的学术性关联不大，因为“大师”职称的每年评定，并不具有美术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也不具有艺术史论方法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总而言之，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职称的重要性，而是在这里判定“大师”职称之于艺术史的不相关联。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其实在景德镇，乃至延及全部的工艺美术范畴，缺乏一个更为有效的系统，以明确区分工艺美术领域的，所谓工业及手工业产品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实体产业化之间的学术关系。
　　我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