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在景德镇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陶瓷艺术展，缘于被国际音乐界称为寂静大师的瞿小松先生终于想来景德镇看看陶瓷。为此我没有少费口舌。瞿小松先生曾与我提起过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瓷器的经历，他特别地对宋瓷情有独钟，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说服突破口。而对于号称瓷都的景德镇，瞿小松先生毫不讳言在他的印象中，便是超市里的杯盘碗碟，以及满世界的工业花瓶。所以，以他的个性，是绝不会跑到一个工业性城市去探寻什么文化的。
　　这不是谁的错。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在声音世界里静修的禅者，去向往理解嘈杂而聒噪的泥火世界里的名堂。而且有时候，连我自己，偶尔也会怀疑这个城市里，其实的确没有什么名堂。
　　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母语之一，自公元1004年以来，将景德镇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变成了世界陶瓷文化的圣地。然而作为陶瓷圣地，如何就迂腐成今天这般模样？我个人正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留在景德镇的，并试图解开这个疑问。
　　要了解陶瓷文化，务必不能高高在上地指手划脚，这是许多自认为有文化见地的人们常常对景德镇犯的毛病。词语，其实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一个延绵过千年的巨大独立王国的积习成病。许多的学者，惯于用理论性的概念，去阐释和指责景德镇，我以为，除了言语时的快感以外，基本没有意义。
　　我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从头学习陶瓷的基础知识，深入田间地头，在每一个泥粉铺地的窑口作坊，去跟各种制瓷工匠们打交道。我发现，许多外来文化人眼中“景德镇的魔性”，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用一部名为《有关》的纪录片，完完整整地观察了一遍景德镇所包含和存在的一切，它们如此矛盾又如此协调地构成这座千年窑火烧筑的城市。
　　在艺术圈子里，我虽然常常以本雅明自居，但在景德镇，一度也会情不自禁地迷上那些精美的传统瓷器，从釉色到纹饰，我寡淡的血液中流淌的可怜的一点文化因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这些传统的精美陶瓷，或许就是陶瓷文化的精髓。
　　但通过仔细而理性的觉察，就会发现，这个“陶瓷文化的精髓”，无一不指涉一种近在眼前的国家主义的观念。这个国家主义的观念并非什么延续过千年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是自晚清以来，老大中国对贫穷与落后的恐惧和抗争，以及由此恐惧与抗争，所演变成的文化观——一种构建在统治美学与财富价值的双重挤压下的财富文化观。
　　陶瓷文化，自宋以来，就形成了儒家系统全盘控制的局面，这恐怕与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构造有关。宋瓷开始重新以理学和礼器作为参照法度的制器观与审美观，既让宋瓷脱离了陶瓷的原始本能，与巫术隐喻(这里的问题在下文中将仔细说明)，也让宋瓷形成为自有陶瓷以来的一个独特的高峰，但这个高峰的落地点，是“文以载道”。而构成“文以载道”思想观念的，正是统治学在教化层面的技术显现。
　　从某种角度上看，不得不说正是陶瓷这一母语，被中国以儒家系统为根基的统治学所异化的过程起点。
　　如果将陶瓷本身重新作为艺术来看待的话，我认为并不需要其担当“文以载道”的重任。至少我个人更愿意将艺术，当做人类绝对精神性的彰显，这个绝对精神性是内在而个体的，而非统治学链条中的“文化”构成部分，这个“文化”在统治学链条中对应的另一端，则是“武伐”。(这一点，在我的《统治美学批判》中，有详尽的议论)
　　原始人类自发现过火硬土的造物属性时，其实并没有马上即赋予其教化性，反而更多的是实用性，这应该是个常识。也就是说，陶瓷从一开始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艺术的，而只是适用的。
　　随后，因其难能，而象征了人类的灵性，又由人类对自身灵性的观照，衍变出的原始巫术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