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遗迹、遗物，其中出土的瓷器不仅有民用瓷器，而且还有官用瓷器(沈岳明：《枫洞岩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刊《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这样便出现了关于枫洞岩窑厂性质的热议。2007年1月18—19日在龙泉召开了“龙泉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暨新闻发布会”，与会的大多数专家认为枫洞岩窑厂的性质为民窑，并“确定这处窑场的生产性质为承接官府订货、生产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沈岳明、秦大树、施文博：《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学术座谈会纪要》，《文物》2007年第5期，第93—96页)。由于中央政府有关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窑厂的选定(见下文引)，往往是处州(龙泉窑)和饶州(景德镇窑)并提；再有景德镇，在明代洪武时期大量烧造官用瓷器，一般认为洪武时期已设立官窑(御窑)(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鸿禧文物》创刊号，1996年，第1—40页)。因此，在学术界有研究者坚持认为明初在龙泉也设立了官窑，同时出现了明初龙泉窑和景德镇窑性质一样的看法。这样就产生了明代洪武时期龙泉、景德镇烧造官用瓷器的窑厂性质问题。本文试对这个学术问题做以初步探讨。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
　　二、窑厂性质分析
　　明代洪武时期龙泉、景德镇烧造官用瓷器的窑厂性质，拟从明代文献记载入手，结合窑址考古资料进行分析。
　　1.龙泉。
　　明代洪武时期有关龙泉烧造官用瓷器的文献，明代万历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34册《青花釉里红(上)》图版13—26，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版，第15—28页)这条文献记载表明，明代洪武时期定“烧造供用器皿”的地点有处州府(龙泉窑)。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厂是当年“烧造供用器皿”，即烧造官用瓷器的窑厂。
　　从这条文献记载中还不能确定烧造官用瓷器窑厂——枫洞岩窑厂的性质。既然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资料。当年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出陶洗池、储泥池、辘轳坑、龙窑等遗迹和顾家祠堂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民用瓷器和洪武、永乐时期官用瓷器，以民用瓷器为主。从地貌和揭露出的遗迹、窑业废弃物堆积的布局观察，其是一个整体，即是一个窑厂。不言而喻，一个既烧造民用瓷器，又烧造官用瓷器，并以烧造民用瓷器为主的窑厂，在中国古代其性质不可能是官窑。由此可见，枫洞岩窑厂是一座民营窑厂。这就是说，龙泉洪武时期的官用瓷器是宫廷或工部下样在民窑烧造的(参见沈岳明《枫洞岩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刊《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秦大树、施文博：《龙泉窑记载与明初生产状况的若干问题》，刊《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5页)。
　　2.景德镇。
　　明代洪武时期有关景德镇烧造官用瓷器的文献记载，没能超出龙泉，仍是上面所引的明代万历申时行《大明会典》上的这一条。  洪武铁料书“赵万初”铭板瓦(1990年出土)
　　这条文献记载表明，景德镇洪武时期也是锁定的官用瓷器的生产地点。考古发掘出土资料(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图版10—39，文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