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道”是一个至高的哲学范畴。无论是作为本土性思想资料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经本土化改造的禅宗哲学，皆将“道”视为世间万物的终极旨归。儒家的孔子常言“吾道一以贯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言“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唯道集虚”“道通为一”；其后的禅宗三祖僧璨亦有“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之偈语。所有这些智慧的思想中，一个基本共性的认识是：“道”是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本体和源头，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观照最后都应上升到对“道”的观照之上。“道”具有无穷无尽、不可言说的性质，它可以在一切事物上显现出来，却永远不可能道得完、说得尽。因此，理想的人生永远应该在对“至道”的不断追求体会之中。
 
      “道”是一切艺术最高的精神源头，也是一切艺术家穷尽所有创作方式去追求、去呈现的终极旨归。“道”在艺术中的显现也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它既表现为个别性的情愫、思绪，也表现为普遍性的规律、法则；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谓“理念的感性显现”亦是此意。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一显现方式要更为精致深微、曲径通幽。也正因为此，许多以中国传统美学为依托的艺术作品要更加丰富微妙、耐人寻味。所谓思致愈深、立象愈妙，涵泳不尽、余味无穷，即此之意也。在当前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中，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仍然不应该放弃对中国式美学、哲学的艺术呈现方式，只不过应该将之进一步推向多元文化的新高度。一个立根深厚的艺术家必须永远扛起传统文化的大旗，并以多元的文化融入其作品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领悟者，李明正是用他的陶瓷艺术创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1.重视神韵的艺术追求。
      李明的陶瓷艺术主要以人物为集中表现对象，而一旦涉及人物造型，就必须牵涉到一个“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前者是指外在体貌特征的相符性，后者是指内在精神气韵的相似性；艺术讲究提炼，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必要的取舍。因此，所有以人物为代表对象的造型艺术家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究竟将何者放在第一位？李明通过创作实践给出的答复是：要更加重视人物的神韵。他的这一立场在作品中件件可证、旗帜鲜明，从最初出道以至至今，从未有丝毫动摇，执着笃定。
      李明的这一艺术追求，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精神的深刻体认。汉代的《淮南子》在论及绘画造型的问题时便通过生动的事例指出：“画西施直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西施是众所周知的美女，孟贲则是让人敬畏的猛将，可是，将西施外表画得很美却不能够使人感到愉悦，将孟贲的眼睛画得很大却不能使人感到畏惧，这就是“君形者”没有得到展现的原因。这里的“君形者”，便是主宰着人物精神气度的内在的“神”。可见，在造型艺术中，在“形”与“神”的相互关系中，“神”始终应该是居于“形”之上的。
 
    比如李明的“钟馗八件”中的“判鬼”。整体呈山岳式造型，除人物头部外，余皆浑然一体，连手都隐于浅浅的衣袖纹中。但人物的面部却是塑者重点刻画的对象，钟馗髭须、下颔及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