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多年研究，我认为南宋官窑的发展序列是：余姚官窑→内窑→续窑→郊坛下官窑，这已得到窑址的出土物和热释光测定结果的证实。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卷在述及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此卷写于开禧元年(1205年)，因此，这条记载的时间概念十分清晰——“今”是指开始编写此书前后的一段时间；“近”即开禧元年前后很短的一个时期。“临安”指代朝廷，“自烧之”的窑便为郊坛下官窑，而越州生产“艾色”瓷器的窑，就是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之前设立的余姚官窑。值得注意的是，《云麓漫钞》的记载显示出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历史不是直接相连的。古代制瓷全凭经验，窑工是技术的载体，技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而延续其生命，传递终止也就意味着技术的消失。因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间隔时间不长，故同一批窑工便可保持技术的连续性。那么，续窑停烧后，窑工去了何方？从考古资料看，南宋龙泉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当为续窑制瓷工艺的延续地。
　　南宋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在大窑，此地出产的优质瓷器曾被朝廷纳用，所以大窑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广义的龙泉官窑。然而，清人所谓的“龙泉官窑”，主要是指龙泉生产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口。在大窑的窑址中黑胎瓷所占的比例极小，而这类瓷器却是龙泉溪口南宋窑场的主要制品。溪口南宋窑场有四点值得重视：(1)黑胎瓷的制作相当精致，虽不及内窑，然总体上却不逊于续窑，有不少器物可与郊坛下官窑的同类制品媲美，这表明它的制作工艺与南宋都城一带的官窑相同。(2)人们经对比研究，认为此窑的黑胎瓷是“仿官”的，即仿郊坛下官窑的产品，这说明两窑的黑胎瓷的年代相近。(3)该窑出产的黑胎瓷不见于平民墓葬和居住遗址，可见它不属于市肆行销的商品瓷。(4)龙泉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地，那里的窑工所掌握的优秀制瓷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地方官府向朝廷进贡各类青瓷的需求，根本没有必要再到远离大窑的溪口另设生产贡瓷的窑场，这反过来说明，南宋溪口窑场的生产性质与大窑窑场不同，而与续窑一样，其产品当主要供统治者使用。因龙泉溪口的南宋窑场为远离都城的州府一级的官窑，故在由朝廷掌控的郊坛下官窑设立后，该窑的窑火会因地方官府的各种需要而继续燃烧。应该看到，南宋人所称的“余姚窑”“内窑”“续窑”“青器窑”(郊坛下官窑)，均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而“乌泥窑”则尚未被认知。南宋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在谈到北宋官窑时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这表明北宋晚期龙泉窑已进入统治者的视阈，但在叙说南宋官窑时却不再提“龙泉县窑”。按理说，南宋时龙泉窑的制瓷水平，足可与都城一带的官窑比肩，其产品也被统治者纳用，二书不应漏载，所以，我认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提及的“乌泥窑”，当为龙泉溪口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南宋人用主要产品的胎色给窑场定名，是为了使该窑在窑名上有别于遐迩闻名的“龙泉县窑”或龙泉窑。至于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关于“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说法，显然属于臆测，因为乌泥窑虽以产品的黑胎得名，但建瓯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黑胎瓷，表面施黑釉，南宋人是绝不会将它跟烧造御用青瓷的内窑及郊坛下的“新窑”相提并论的，所以，只有龙泉溪口窑场、“余姚窑”、续窑生产的乳浊釉青瓷与内窑、“新窑”青瓷才具有可比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小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