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称他“窑郎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轻工部在醴陵开展“改窑”试点工作。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烧制釉下五彩瓷器做好关键性的改进工程，父亲大胆创新，尝试着由“柴窑”改“煤窑”的试验成功，在全国的影响很大，这个项目当时获得了全国劳动奖章。
    父亲对我管教很严，但很少打人；母亲管我最多，脾气不好，经常动手打人。但我看见母亲不怕，对父亲却是又敬又怕。念小学时，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烧窑，希望长大后我能够接他的班。l3岁那年，我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跟着父亲烧了一年窑。后来父亲常被各厂请去做烧窑的技术指导，在一次工作中因为窑中温度过高，窑内缺氧，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那一年我19岁。
    20世纪50年代对私改造，当时划定成分的界线是：3～5个从业者为手工业，超过5人为工商业，也叫资本家。父亲开的小作坊有6个人，被划成工商业，成分不好，儿女们都受了影响，当时很受歧视。正因为这样，我感觉在仕途上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唯有学好手艺，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我刻苦学艺的一个历史缘由。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虽然算不上大英雄，却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榜样。在与父亲的生活中，对陶瓷耳濡目染，我粗浅地了解了一些瓷器的制作技术，而影响我更深远的则是父亲“生于斯，死于斯，奉献于斯”的精神品格。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榜样，一座丰碑，那时我心里就暗暗立下了志向，自己要刻苦努力，有所作为，以承父母之志。1956年，我考进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拜师学艺。 
陈扬龙20世纪70年代留影
少年壮志不言愁（15岁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因为战乱，釉下五彩瓷生产曾一度中断20余年，艺人们“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技艺濒于失传。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业面临百废待兴的艰难困境。1955年，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特批800万元财政拨款扶持瓷业发展，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1956年，为了快速抢救釉下五彩传统手工艺，研究所派技术员林家湖去八步桥请出了唯一健在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吴寿祺。吴老先生觉得自己务农很久，手艺都生疏了，年纪也大了，不想出来。最后，林家湖老师请了他3次才出来，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当时，共招收了10个学生，4个男生，6个女生，我以优秀的成绩有幸被录取，在先生门下学习釉下彩绘技艺，那年我15岁。记得当时作文的考试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写的志愿是做陶瓷，愿意为陶瓷服务一辈子。 
陈子奋白描花卉册
吴寿祺先生德高望重，是民国初期湖南瓷业学堂的艺徒，也就在他们的手中，研究出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吴先生为我们传艺时已近古稀之年，面对当时瓷业凋败技艺濒临灭绝的状况，他将手艺传给后辈，可以说是釉下五彩瓷的劫后重生。他对学徒向来亲切、耐心，传授技艺更是毫无保留。刚开始教我们画的是白描，先生的铁线描风格独特，当时仅以一张白描就被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0个学徒都很努力，我虽不是最好的，但最刻苦。为了提高技艺，我在书店里用3块2毛钱买了一本《陈子奋白描花卉册》，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了，当时我的工资才2l块5毛。我买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反复临摹。为了了解花卉的生长结构、姿态，每天天蒙蒙亮我就一个人出去写生，画一张写生稿再去上班，晚上下了班又整理写生画稿到深夜，反复揣摩，尽心整理，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此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写生能力。 
陈扬龙写生稿
    当时教我们青花的是宋成仁老师，也是位民间艺人。我们10个学徒学完基础课程就开始分工，两个跟宋成仁老师学，3个跟肖邦健老师学，4个跟吴寿祺老师学，我就跟宋老师学青花技艺。在一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