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华北地区大旱。河北农民在抗旱打水间，无意中发现了宋代钜鹿古城，这座古城于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因黄河泛滥被淹埋。农民在古城遗址中挖出陶瓷器和铁器，很快这些器具流入北平的古董厂肆之中，被古董商贩关注，并随后蜂拥而至，早期的精美完整器物多流出海外。1920年天津博物院对钜鹿古城进行了调查。美国学者赫布逊（R·L ·Hobson）首先依据较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指出此类产品和文献记载的“磁（州）器”非常接近，且并非仅烧造于宋代，也并非仅古代磁州一地烧制，因而给这类陶瓷器命名为“Tz’u –Chou Type Wares”。因当时调查的这类瓷器烧造区域主要集中在古代磁州范围内，所以海内外学界对其开始以磁州窑为名，广泛关注此种风格的器物。而国内古陶瓷研究界更习惯将与此相近的工艺和时代器物通称为磁州窑系。
      在所谓磁州窑类型瓷器中，有一类特殊产品，这类产品的窑址1933年，就被当时在华的煤业合资机构中福公司的英国人司瓦洛（R·W·Swallow）、瑞典人卡尔贝克(Orvar·Karlbeck)进行挖宝式发掘，因这处窑址位于焦作修武县境内，所以他们称此窑为焦作窑（Chiao Tso），1943年，卡尔贝克将调查报告发表，记载古窑址位于离焦作镇北部约四里的“Potter’s Valley”(瓷谷)。当年挖掘所得陶瓷资料标本，后分别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博物馆内。


当阳峪窑址
      因他们的行为也使得当地居民从以前的零星捡挖，变为大量挖掘，精美的陶瓷标本和残件也随之流入厂肆，这时候钜鹿古陶的炽热还正在燃烧，所以这些较钜鹿古陶更为精美的标本一经发现就被灵敏的古董商贩注意，同时也被学术界关注。1941年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到中国旅游，在北京听到了古董界讨论有一个叫做“当阳峪”的瓷窑存在。后小山氏根据卡尔贝克的报告和其所见标本材料对“焦作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考证，并称此窑为“修武窑”。1958年，长谷部乐尔在文章中明确描述了“修武窑”的装饰风格及技法。当时流入北京古董厂肆中的这类器物、标本，工艺非常精湛。陈万里1951年调查了平原省新乡地区焦作修武县当阳峪村的窑址，并云：“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陈氏并认为“当阳峪窑的作品……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在漳河两岸）终逊当阳一筹。”自陈氏之后，叶喆民、傅振伦、路易·艾黎等国内外学者都细致记录过当阳峪的情况，随后部分学者及焦作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古陶瓷爱好者还做了工艺的分类及其他相关研究，为当阳峪窑的系统全面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都以磁州窑系陶瓷统论华北诸窑的器物，但早在1954年陈万里就明确在文章中指出：“把凡与磁州窑风格相近的东西，一概称之为‘磁州窑型’的瓷器。这种含混牵强的提法，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陈氏此文中所示之意，就是希望学界能在研究磁州窑的同时也多注意一下，河南修武当阳峪窑、河南登峰神前窑（今曲河窑）、河南禹县（今禹州）扒村窑等其他诸窑。


当阳峪窑神碑
      关于当阳峪窑，除了其制品极精美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窑址附近发现有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一通，此碑明确记载了宋代当阳峪窑“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的繁荣景象。当阳峪窑，1981年，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该遗址位于修武县城西北六十里的当阳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