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起来，仍显过下牵强。
      第三、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北宋徽宗朝）。主要证据有：
      1.地层出土的纪年材料。早期阶段的代表地层有刘家门DT3第⑧、⑨两层和DT2的第④层。在DT3⑦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宁通宝”铜钱，而DT3⑧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宝”铜钱。表明⑧、⑨两层的时代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但早于北宋末期。
      2.对比出土器物的地层，可与汝窑天青釉瓷烧造区的许多器物对应，也可以与浙江慈溪寺龙口南宋初期的器形对应。可资比对的还有一些墓葬出土的材料。同时，洛阳北宋衙署出土的钧瓷碗也是一例明证，表明到北宋末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
      3.工艺上的证据。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器物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工艺特征十分具有时代性，对判断钧窑的始烧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钧窑创烧之初有三项工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即覆烧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和厚釉工艺，这些工艺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覆烧工艺。在刘家门最早的地层中出土了盘形支圈，这是覆烧用的窑具。由于出土的数量不多，推测其尚处于使用的初期，而且是用于少量白釉器的装烧。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覆烧方法出现于北宋后期（约始于北宋神宗朝），并迅速流行。以往认为，覆烧方法在北宋中期首先在定窑创始，覆烧用的支圈有多种，这种盘形支圈是在覆烧工艺成熟时期的工具，出现较晚。然而，确切的考古材料并不支持定窑开创覆烧方法的说法。目前可靠的最早使用覆烧法烧制的定窑器物的考古材料是江西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中出土的白瓷碗、钵，而青白瓷器使用覆烧工艺的资料要明显早于定窑。在北方地区，河北磁县观台窑使用支圈覆烧的时代也可早到第二期前段，即北宋神宗、哲宗朝时期，根据磁县观台窑分期结果，盘形支圈出现稍晚．其出现于北宋末到金前期的第二期后段。覆烧工艺产生于北宋中后期，大体差肩于用煤烧瓷技术出现的时间，但传播很快。到北宋末期，在北方广大地区，包括定窑、磁州窑和当阳峪窑，南方的景德镇和四川等地都普遍使用。刘家门窑最早地层中出土支圈，与河南中西部地区窑场北宋晚期使用覆烧工艺的趋势是一致的。
      满釉支烧工艺。这种方法在当时最受推祟的汝窑中率先使用，而且使用十分广泛，磁州窑等北宋后期的一些精品器物上也使用这种装烧方法，无疑这是一种烧制高档产品的方式。其出现的时间大体在北宋神宗朝以后，流行于北宋末，以汝窑为代表；南宋时的南宋官窑和越窑都曾广泛使用，但这种工艺一直到元代仍然在一些仿古瓷和礼制性高档用品上使用。因此，这种工艺在钧窑的最早使用时问与汝官窑的烧制期一致，但金元时一直续用。
      青瓷的厚釉工艺。这是北方地区制瓷业在北宋晚期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工艺要求先将器物素烧，然后多次施釉，再进行釉烧。据现有材料，可认定其是在汝窑首创，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天青釉汝瓷的中心烧造区，该区的烧造历史应为从宋神宗元丰年间到北宋末，发掘者将此区的出土物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地层中开始大量出土素烧器物。由此可证，这种厚釉工艺的出现应在北宋徽宗朝时期（1100一1125年）。在天青釉汝瓷生产区以外的窑址周边区没有发现使用厚釉工艺的迹象，即在相应的地层中未见素烧坯件，表明这种技术在当时可能还是有所保密的。刘家门钧窑在创烧的第一期前段就采用了这种工艺，应该是学自汝窑。如果这种工艺为官窑所用并有所保密，钧窑学习了汝窑的这种工艺这两点都成立，则其暗示了早期钧窑的性质。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天青釉汝瓷烧造区停烧以后，周围地区仍然继续生产，但在第四期金代的地层中并不见素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