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的论述是想说明，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应该有所判别，后世的记载，尤其是以收藏为目的的记戟，并不能作为判断当时历史事实的依据，理清文献发展的线索，认清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才能使我们对钧窑本身在其生产时期的客观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因为一、二条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就作为判定宋元时期钧窑生产状况的不可动摇的依据，尤其是再加入一些感情因素，无视考古发现等客观事实的证据，那无疑将使我们的研究陷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可悲境地。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钧窑的研究
      由于有古代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坚守钧窑宋代说。尽管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就提出了钧窑始于金代之说，50年代，陈万里、关松房等先生也曾提出过钧窑始烧于金代的观点，但由于其主要依据钧州设立的时代和汝停钧代的论据，没有明确的考古依据，因此并未能产生较长远的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禹县和郏县发现了唐代的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于是形成“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没置官窑……”“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经典”观点，迄今为许多学者所信守。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考古材料最早的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尤其是元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完全不像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外，钧窑生产一类陈设用瓷，有各式花盆、各种盆托、出戟尊等等，主要是各类花器，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宋朝花石纲的产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官钧窑”和“民钧窑”。
      然而，受文献影响不太大的西方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钧窑，尤其是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产生疑问，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和厚重的胎体，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人群所接受。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明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被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材料竟告阙如。目前大体可靠的考古材料只有一条，即洛阳发掘的北宋衙署中出士的一件钧窑洗。近年来，关于钧窑始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李民举对钧窑陈设瓷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花了大力进行整理排比，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而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刘涛则将钧窑统一作为一个概念广泛收集了全国的考古材料，将钧窑的始烧时间定在金代前期。这些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考证，又有考古材料的依据。然而其结论却与某些文献的记载和以往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难以接受，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
      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解决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矛盾，通过对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日益增多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有强烈不同观点的两派意见，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成为我们对钧窑遗址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的动因。2001年9月，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