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类汝瓷”集中发现于元代层下的灰坑和金代层堆积当中，北宋晚期层则仅发现少量典型的天青釉汝瓷，从地层关系来看，这种瓷器的烧造年代晚于汝窑汝瓷。从同地层出土遗物看，没有发现晚于金代的遗物，故“类汝瓷”不会晚于金代。“类汝瓷”所居位置是汝窑中心烧造区域，继承汝窑继续烧造御用瓷器是正常之事；这批瓷器器形大，规整，胎质细腻坚实，釉色莹润，满釉支、垫烧，根据以往判断官用、民用的标准，应是官用性质，至于是北宋还是金代的官用瓷器，还有待于继续发掘和深入研究。
      3、元、明窑炉及瓷器性质
      根据地层和窑炉、作坊的分布及出土瓷器的特点，这些窑炉是以家庭为单位制作民用生活用瓷的。

 
      四、收获与意义
      三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素烧器的大量出土和“类汝瓷”器物的出土，初步整理后认为，遗迹遗物的年代相同，皆应是汝窑停烧后的产物，年代大约在宋末或金代早期。素烧器的大盘、花口盘、莲花口盘，“类汝瓷”中均有出土，且大小一致，应该是“类汝瓷”盘的素烧遗物。仿青铜器的出戟瓶、长方形委角托盘、瓜棱瓶、荷叶形器盖、花口盒、花口水仙盆等，在汝窑遗址发掘中没有发现上釉烧成器。台湾私人藏家收藏一件长方委角托盘成品器，釉色和张公巷窑出土的瓷器釉色相近，因此，有关专家认为是汝州张公巷窑的产品，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张公巷窑的继续发掘和研究。这些新发现必将为汝窑、张公巷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重要材料。二是明代窑炉及瓷器的发现，丰富了该遗址的烧造内涵，弥补其烧造历史段的空白，对研究中原地区陶瓷烧造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