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以后磁州窑也极少烧瓷枕，因此，这一句的增加应完全是因为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瓷枕早已名传遐迩。
第三，早在中国宋代，“磁”和“瓷”字就已通用，如《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邢州钜鹿郡……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然而，由于磁州窑在宋元时期的繁荣生产，“磁器”的名声广为传扬，明代时人们反而认为“磁”与“瓷”字的混用是磁州窑产瓷很多的缘故。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时人们已将磁州窑视为很重要的窑场了。
清代末年，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逐渐接近实际。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曰：“磁窑，出磁州，宋时所建……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此书中虽附会了磁州窑磁石制坯的说法，但对其釉色、彩色的描述比较贴切，尤其是记载了白地黑花和剔花（凸花）这些磁州窑的典型装饰技法。
综上，在古代的文献中，对磁州窑的评价和记录总的来说是不准确、不公允的，与磁州窑的实际地位和声望不相符。
三、近代以来对磁州窑开展的考古工作
对磁州窑的重新认识发端于20世纪初。1918 年在河北钜鹿县（今河北巨鹿县）发现了宋代的古城，其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由于黄河泛滥而被埋入地下，该县宣和三年（1121）所立《三明寺妙严殿记》碑的碑文对此有所记载：“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与罗汉阁尔，水既东下，退淤之地高余二丈，政和五年即覆邑。”1918年，当地农民偶然挖出宋代瓷器、漆器和铁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古董商们也蜂拥而至，钜鹿故城内的盗挖活动盛极一时，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了国外。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瓷器都明确地标出其出土于钜鹿，如芭萝女士（Barlow）、崔福斯（Dreyfus）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藏的部分器物。西方学者曾对钜鹿故城出土的瓷片进行集中收集和著录，如比利时人尼尔斯·帕尔姆格林（Nils Palmgren）于1936年前往清河县和钜鹿县等地旅行，编著了《宋瓷片》一书，收录了大量瓷片，并对其釉色和制作技法进行了分析，成为国外学界判定钜鹿瓷器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为收录钜鹿、清河出土瓷片最多的著录，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认识。日本则专门出版了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图录。当时的北京有不少商号以出售钜鹿出土器物而著称。1920年，天津博物院派员前往钜鹿县收集出土的文物，共得到瓷、漆、木、铁等器数百件，并于1923年对瓷器中带墨书题记和黑彩书文字的80余件器物进行了编辑整理并付梓，另有部分器物分别发表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6、7、8、19、21、23、24、29、33、40等期上。1921年，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也派出裘善元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在钜鹿故城的三明寺附近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了王姓和董姓两户人家的宅院，出土了200余件瓷器及其他文物。这项工作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同时，并且是由当时的国立机构组织开展，影响至今，但在纪念考古百年的活动中却鲜有提及，殊为不公。今天我们来审视各种文献著录的钜鹿故城出土的器物，大体上有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等，而最多的则是化妆白瓷，以及白地黑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剔花、白釉酱彩、白釉绿彩、黑釉、铁红釉、黄绿釉等磁州窑或北方其他窑场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图三）。
 
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激发了人们探寻其产地的热情，加之20世纪初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