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塞上明珠，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古代汉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结合带。作为北魏帝都、辽金西京、元朝重镇，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座文化名城及周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和艺术瑰宝。其中，大同地区辽、金、元时期制作的瓷器就极具艺术欣赏和美学研究价值。
 
白底褐彩瓷罐·辽  大同鸦儿崖乡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冯先铭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首次披露发现了大同浑源窑，并确认了浑源窑的创烧年代为唐代，同时根据窑址上的标本初步认定黑釉剔花精品为雁北地区烧造。新时期，陶瓷鉴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订的《中国陶瓷史》中再次将大同浑源窑列为唐代名窑，又按纪年和朝代分类科学地将大同地区的青磁窑和怀仁窑列为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同时，从造型、装饰和烧制工艺上对大同地区各窑进行了分类和初探，并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瓷器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系统上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的瓷器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进一步归类同类型瓷器的烧造窑口和制作年代找到了坐标系。可以说先生是学者同时又是田野实践者，先生对大同地区瓷窑的确认和整理为古陶瓷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支撑点。
 
白釉褐花双耳罐·辽    大同市东门外灰银梁出土
      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辽、金时期，随着大同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辽代建国初期，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年（922年），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攻取青磁镇，一为掠夺财物，二为带走能工巧匠。
      影响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这时期，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
 
白釉刻花梅瓶·辽    大同市博物馆藏
      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笔者倾向于仿金银器錾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辽代早期，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而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进入辽代中期（992年——1044年），辽圣宗、辽光宗先后都下达过禁止金银器入殓随葬的政令，由于限制使用金银器，而契丹人已经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就普及起来，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段时期出现。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金银器，证实为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应为大同地区浑源窑工匠制造的剔刻工艺器物，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
 
黑釉刻花动物纹饰双耳罐·金    大同市四牌楼西南地下通道出土
      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2.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3.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 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的印记，准确地讲它是石雕、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也可以说是瓷雕刻艺术，它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
      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粗犷而肯定，简洁的手法既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又透露着初创的青涩，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它以刀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