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更不可屈计。至其所有之作品则更如恒河之砂，不可数数也。”
    定窑历史上以刻字为多见，且多为铭文，说有诗也多为后世文人所加。其实，瓷与书的结合有多种形式，一为墨书，即用笔蘸着陶瓷颜料，直接在成瓷器壁上书写，就好像书家在宣纸上作书一样。这种方式较能表现艺术家书法功底和展示书艺风采，并能通过诗词内容以激起书家的创作情绪与感慨。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不论是在什么材质上创作，决非只是单单地去照写拟好的文词，决非一种例行公事的文字照搬，而是一种潜意识的艺术劳动的过程，一种艺术氛围渲染下的创作个性的发挥。这种发挥是主观能动性的，更是艺术工具与物质材料两相辉映的客观表现。纵笔之间，墨随情落，格由意定。其间没有技法的障碍，没有辞采的阻涩，唯有艺术回旋情怀的奔驰。一时间龙飞风翥，风声鹤唳。
    真正有个性的艺术家，决非按艺术成格去操纵。艺术不是物质积累，而是一种灵魂和性情的表现。艺术是骚动的不是静止的，常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书决不例外，书以示人为其始，以感人为其要，教人直率，教人蕴含，教人谨谦，教人达观。笔墨淋漓于器壁，则文词跳跃于其胸，识者自得其想、其悟。
    书能感人者，殊非易事。书分雅俗，人文则有高低。一种文化一方境界；一分笔墨一段才情。能书者必于文辞中下功夫，如文词不谙至道，故难于晓喻笔墨；而笔墨不逮，故书艺则莫展矣。故习书之人，于文不可不习。道是先习文后习书，抑或边习书边习文，自无不可。世独不重只习书而不习文者。是所谓书与文无瓜葛者，实属大错特错。照此，纵是把笔蘸得再饱，墨磨得再浓，挥洒得珠飞墨溅，吹嘘得天花乱坠，惟不府恭，虽有喝采者，多为不识者，夫为不识者所赏识又于书道何益。
  融文于书是其至道，是其至善。书虽属文墨范畴，但艺术分形与神，形体静而止，属物质载体。神采飞而动属艺术气象。形易取，而神难获。这里欲取其形，必多揣摸，勤动笔翰，文勤则知其奥处。而得其神，不单于笔中求，它虽出于笔墨，而内在于修文，文深启艺理，艺理通则笔墨振。精神影响着物质，文化昭彰着艺术。
    瓷与书的结合尤不同于帛或纸上作书，器壁溜滑，不浸墨色。笔翰书过，划不透壁墨难渗，一般功力者实难驾驭。瓷上作书恰人履其冰上，亦步亦趋，力多不逮，快不随心，慢不惬意。勉强为之，画多苍白，形多干瘪，煞是难看。纵是大书家，能于纸上飞龙走风，然于瓷上书则一筹莫展，看来须练一段时日。待摸透瓷之性，而自能顺其道而得其法矣。
    定窑瓷与文字的结合，自宋以来，又多用刻刀表现。表现形式为以陶瓷半成品为载体，因陶瓷在未加煅烧之前为泥坯，其性软，易破裂，捧在手上，须小心翼翼。在器坯上刻字，称之为铁笔书，效果追摹毛笔字法则和程式。用铁笔较用毛笔在纸上写要难。用铁笔书并非行运于器坯之表面，而是将刀锋深入器坯l-2mm之内，提按顿挫，锋回路转，势多遏制。横竖推拉难以遂意，弯转行运又多阻涩。尤其是在关注刀锋用力的过程中，而不能有效地掌握书体和字形，如只注意字体的完好，又常常力不从心，锋不传意。刀触器坯，深浅、宽窄、徐疾难以恰当调理。其实，操刀尤如操笔，所不同的是笔用中锋，刀用边锋。对这个边锋认识，实际上也要像用中锋笔一样驾驭。即刀取侧势，竖不宜直其刃，横不宜逆其刃。因直运则线条窄，不能传笔墨之意；而逆其刃者，运锋不畅，画难成形。故要求横竖取侧势，亦即横画竖落，竖画横落，侧卧反转。始终以锋尖立壁确保边锋（锋尖）中驶，以宜于挥洒、弯转。如此，或仰、或俯、任展、任放、取形就势，自然遂心逐意，心手双畅。
铁笔挥运，功在书艺，而行在腕力。腕转灵活，用力沉着，铁笔自见神逸，字自成方圆，笔画自见生气。晋时王羲之教其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