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在解放日报第43届文化讲坛上的演讲，右起海岩、马未都、王刚。
   
  钱固然能带来快乐，但收藏最终使你获得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
    到上海来，首先要跟上海人“套瓷”，北京话里的“套瓷”就是说我得跟上海搭上关系。我出生在北京，但是在上海诞生的。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费解。我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抗战后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一直打到上海，我母亲到上海来当兵，跟我父亲相识，结婚以后有了我，然后怀着我进了京，所以我就跟上海套上了这个瓷：我诞生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这就是文化的快乐，因为我们都有地域文化的心理，中国人很愿意攀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老乡一张嘴说乡音。可惜我说不了上海话，“我”要说“阿拉”，据说上海人现在也不怎么说“阿拉”了，说“阿拉”有点土，要说“吾”（用上海话发音），那个音我也发不太准。小时候我们家的保姆是上海人，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我小时候老弄不懂她用上海话说的“谢谢侬”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地域文化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昨天晚上到上海后我就讲，我最近要写一系列文章，要强调保护方言的重要意义。任何方言都是魅力无穷的，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把方言很好地保护下来。今天，方言正在严重流失，上海这么大的孩子（用手示意小孩子的身高），可能都不能说纯正的上海话了，纯正地说上海话是一定要能表达语言之外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发音。
　　收藏在很大程度上跟文化有关，收藏最终让人获得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金钱固然能给你快乐，这点我们不回避，你便宜买来的东西突然特值钱，你肯定会在家里翻跟斗。我第一次知道我收的东西值钱的时候，我也特高兴，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表现得很矜持。中国人都是这样，不管那东西值多少钱，都会说“钱对我不重要”。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做电视节目很困难，王刚老师是著名主持人，在电视上主持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不说心里话，得把他憋死。
　　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专家为文物估值。一位观众先上来自报文物值30万元，专家一估，说你这个东西值两千万元，然后那个日本人一愣，音乐一起，他就开心地跳起传统舞蹈“能”来，他高兴，特真实。中国人呢？他会说“钱对我不重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要是他自己报三千万元，上台后专家一鉴定，说你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就值八万块，还是日元。日本人一下子就会表现出很沮丧。但中国人如果拿一个文物找专家鉴定，专家说这个不值钱，他依然会说“钱对我不重要”。值不值钱对他都不重要，其实对他特重要，但是在电视上就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对你唯一有吸引力的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只是一个乐趣
　　说收藏带来文化快乐，必须举例子，下面我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我见过最穷的卖文物的人是在北京捡废品的一个老头。上世纪80年代，我那时候30来岁。北京的城南过去是比较穷的地方，就是棚户区。那里有一个捡破烂的张老头，老头有“老寒腿”，夏天无论多热，他上身光着膀子，下面穿一棉裤，还塞几个热水袋。上面热得直冒汗，但腿永远是凉的，全身都是馊味。他老跟我说：“你别在我这儿久待。”我心想，我还不是为了文物，否则谁爱在你这屋里待着。老头还有点商业头脑，在拾破烂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东西比较值钱，他就把这些东西分离出来单独卖。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部分买家群，他怕买家和卖家撞在一起，就在家里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最近流行肝炎，请来者不要久留。卖东西的都上午来，买东西的都下午来。 &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