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西夏时期的金银器在很大程度上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咽喉，从其西行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沟通了西夏与辽朝、金朝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夏先后与吐蕃、西域诸族、契丹、女真等发生经济往来，西夏与金国发生联系是在辽国灭亡之后，在西域诸国的商人、使者前往宋朝、辽国时必经西夏，尤其在与辽朝、金朝的交往中，西夏成为中转站，然后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辽、金境内，把西方的金银器与制作技术传入北方草原，宋地和西方的金银器必然经过辽、西夏、金朝，走草原丝绸之路而带入两地，促进了西夏、金朝与宋朝、西方国家的金银器文化交流。
      黄金成为权势的象征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个案，而是人类历史的通例。由于统治者的垄断、喜好和占有，使黄金这种“色彩的美，光亮的美，富贵的美”给人以庄严神秘和富丽的感觉。奢华的材质、复杂多样的精细工艺，造型别致的图案，绚丽夺目的色彩，彰显出皇帝贵族的地位和权势，所以纵观西夏金银器，无论大小，这些器物不仅给人美的享受，也使人想到西夏统治者的豪华和奢侈。
      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是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总体。正如此说，西夏的文化观念也在左右着它的审美观。
 
2016年11月25日19：21星期五于如是轩
（本文发表在《收藏》2017年第四期，102页～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