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比达80%以上，而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所占比例在60%以上，是外销瓷中最重要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的流通，除了闽北等少数处于闽江流域窑场的流通形式是主要顺着闽江到达福州港、然后分销各地外，大量的产品最便利的通道应该是顺瓯江而下到达温州，然后从不同的海路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温州港成为海陆经济串联的重要通道，在商品运输和人员交流往来方面具有更大的便捷性，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辐射到处州及更纵深的内陆，并发展成具有瓯江特色又具海洋文化色彩的海上青瓷之路。
南宋初，朝廷即在温州设立了市舶务，隶两浙市舶司。南宋后期，仅日本商船每年有四五十艘到庆元港，但这些到庆元的日本船，总是先在温州、台州海域停泊，并和当地沿海居民交易，然后再到庆元贸易。待其返国时，又到温、台地区低价出卖余货。曾任台州知府的包恢在《禁铜钱申省状》谈到大量铜钱被日本船运走，沿海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台州城有一天甚至“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的状况，“但漏泄之地，非特在庆元抽解之处，如沿海温、台等处境界”。
而温州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良好的港口环境和作为重要的货源辐射地，不管是市舶司设立期间还是并入庆元市舶司阶段，尽管各市舶司也都有规定的基本航线，如“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等，但海外贸易船只总是经意不经意地到达温州。上述包恢申省状中有南宋晚期日本商船到温州一带交易铜钱的情况，另弘治《温州府志》也记载了元代有日本“客商五百余人赍金珠、白布等物，驾船于九月二十七日放洋，意投元国庆元路市舶司博易铜钱、药材、香货等项，不料十月七日海风漂浪累日至十五日辰时，至此十一月十四日移泊瑞安州飞云渡，赍到拜见上位及与浙省官赤皮甲、大刀、皮袋、箱扇等物，随即起解”。《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七年（1432），温州知府何文渊奏呈所述：“行在礼部言，永乐间琉球船至，或泊福建或宁波或瑞安。今其国贡使之舟凡三二泊福建，一泊瑞安，询之因风势使然，非有意也。”尽管记录的是明代的事情，但“风势使然”之事常有发生。
元代的温州港是十分繁忙的，“永嘉为海右名郡，南引七闽，东连二浙，宦车士辙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瑞安、永嘉都指代温州。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就是温州人，其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从温州取海路开洋，“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 在 “欲得唐货”条中也有“其次如真州之锡腊、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的记录。
2022年9月28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温州朔门古港口遗址的重大考古收获也正式对外发布，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聚焦。通过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在江滨路发现了成组的宋元时期码头遗迹。相伴这些遗迹的是沉船及数以吨计的宋元时期龙泉窑遗物，年代集中于元代〔图十二〕，而其中不少标本可以在龙泉东区的安福等窑址发现相同的产品〔图十三〕。
 
〔图十二〕 龙泉窑瓷器残片 温州朔门港口遗址出土
 
〔图十三〕 龙泉窑印花人物纹碗残片 龙泉安福窑址出土
在所发现的载有龙泉窑瓷器的沉船中，时代以元代为最，发现的地点以福建沿海为多，前述大练岛、小练岛、圣杯屿等遗址均位于福建海域，而其航向也基本被认定为海外。有学者曾有诸如新安沉船的龙泉窑产品是沿松溪入闽江，后于福州发舶的观点，实是可以商榷的，福建区域发现沉船多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