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颈、鼓腹、敛足微外撇状，器身及底普遍多段分制，并按颈部、腹部、胫部三部分分段装饰。新安船出水大瓶即为成熟形制〔图八〕，按主体纹样的差异可分为模印贴花与刻划花两类，暗合多数学者认为船货生产时间为元中期的判断。前者又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龙泉窑“泰定四年（1327）”铭牡丹纹大瓶风格一致。
 
〔图七〕 龙泉窑双系小口罐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图八〕 龙泉窑凤尾瓶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在圣杯屿沉船遗物中另出现外底刮釉涩圈托烧特征的器物，胎质相对较为精细，釉色多为较纯正的青色，釉层仍较薄，与明代产品烧成工艺类似，但其涩圈离足壁较近，而涩圈宽度较窄，与明代的涩圈较宽，距足壁略远有一些差别。还有一类是将器物的内底釉刮去一圆饼状，以叠烧工艺制成〔图九〕，相应的外底及足端无釉〔图十〕。
 
〔图九〕 涩饼状叠烧工艺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图十〕 底足无釉工艺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故圣杯屿沉船与新安、大练岛等沉船遗物比较，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器物来看，均有元代典型的器物如双鱼洗、高足杯、贴花龙纹盘等；从装饰纹样来看，均有印花，且主体纹样以阳文为主，都有贴花工艺，五线谱加双线或单线莲瓣的组合也是重要的时代风格；从装烧工艺看，几者均有内底涩圈或涩饼状叠烧，外底及足端无釉的情况，卧足盘的底足其外腹近底处堆贴一圈的情况都相同。所以几者之间的年代应该相近。但几处沉船遗址的遗物也表现出了其不完全相同的一面，如前述新安、大练岛等沉船中的荷叶盖罐、小口罐、凤尾尊等器物以及具有露胎贴花和点褐彩等工艺器物在圣杯屿遗址中尚未发现，这既是产品销售对象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也可能在年代上存在先后。总体上看，圣杯屿的年代比新安、大练岛等沉船略晚，年代可能为元代晚期。
元代晚期的龙泉窑与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相比，明显地呈现出风格的转变。宋代的龙泉窑产品以制作精致、釉面纯净，厚釉、乳浊釉、失透、不重装饰、追求形与色的完美为特色，是高雅与质的追求，粉青和梅子青深入人心，其销售对象应该是有限的层次相对较高的人群。而元代的龙泉窑产品更多的是制作不甚讲究、薄釉、透明釉、多装饰、生活化、世俗化、是朴素与量的追求，其销售对象主要为普通大众〔图十一〕。毋庸讳言，元代龙泉窑在不断壮大和发展，并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青瓷产品的同时，也悄悄地越过了龙泉窑制瓷史上的顶峰。进入元代晚期后，这个声名显赫的窑场为应付庞大的市场，已隐现出质量下滑的端倪，这一隐患给后世也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图十一〕 龙泉窑印花洗 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
三 龙泉窑产品外输的重要港口——温州
据考古调查，龙泉窑窑场在元代数量猛增，密集分布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以及支流两岸的龙泉、云和、遂昌、丽水、青田、永嘉、文成、泰顺、苍南、武义等地，窑址总数多达400余处，占历代龙泉窑总窑址数量的一半多。而且从窑场分布的情况来看，其从瓯江上游的龙泉南区渐渐向东区发展，既是为运输便利，也是为节省运输成本，所以元代龙泉窑的兴盛及窑场布局向温州港靠近延伸的情况肯定与大量外销有关。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已发现的龙泉东区218处窑址中，属宋代的21处，宋至元时期的12处，元代114处，元至明时期的47处，明代23处，元代窑址显而易见占绝大多数。瓯江两岸，窑场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日夜繁忙，虽然龙泉东区的瓷土较以南区并不算很好，瓷器产品质量也不是很高，但已可以基本满足外销的要求。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的一些重要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统计——在环印度洋地区，自元代中后期到明初，龙泉窑瓷器在出土中国瓷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