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人类追求美的永恒主题，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对“和谐”之美，有它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即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创造精神的支配下，让人之慧心与宇宙的真相融会贯通，直到把宇宙本质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审美态度，在中国陶瓷艺术中当然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它借助“形而下之器”突显“形而上之道”的艺术旨趣，充分揭示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的创作奥秘。“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中国青瓷正是借助大自然的生命色青绿色，象征晶莹清澈，温润敦厚的高尚人品，从而达到陶冶人们的心灵，完成艺术最终的教化使命。因此，中国青瓷艺术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原始青瓷始于商周，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青瓷一直是沿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这条主线走过来的。唐、五代的越窑曾经辉煌，然终因文化理念及烧制工艺技术上尚未完全成熟，虽然也有像“秘色瓷”这样的精品问世，但毕竟还属中国青瓷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尚未能真正实现“绚烂之极，复归平淡”这样高层次高品位的审美境界。只有到了宋、元之际的龙泉窑，才真正使中国青瓷“夺得千峰翠色来”，实现了多少代中国人的审美理想。


龙泉窑兴于五代北宋，盛于宋元，衰于明末清初。至今也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早期龙泉窑受越窑和瓯窑的影响较大，胎质厚重，釉色淡薄，无论造型及釉色都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多嘴带盖的五管瓶和翻口浅腹等器皿造型以及刻划蓖纹装饰，仍为越窑风格的沿袭，另外，由于烧造技术及釉料配制的原因，虽然釉色由灰黄向青绿过渡，但总体上依然未能走出越窑和瓯窑的影子，究其人文原因，显然是因为当时还属于儒、道并存，玄学、禅宗尚未大盛的文化转型期，孔子提倡的“礼乐”思想，遗风犹存，因此早期龙泉青瓷器，继续延续“鸾镜晓匀妆，慢把花细饰”的审美情趣，通过人为的装饰，弥补釉色之不足，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到了宋、元之际，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皇室南迁，浙江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皇家贡品及外贸输出的需求，促使龙泉青瓷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石灰碱釉的使用，粉青及梅子青釉色的烧制成功，青瓷才逐渐形成“造型端巧精简，釉色晶莹剔透，不事繁缛推砌，充溢自然生机”的龙泉风格。这种“真如绿水中，一朵芙蓉出”的艺术格调，既点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化出了万水千山的艺术“心境”。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重感悟，重体验”的禅学精神，以及由它折射出来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风尚，决定了龙泉青瓷以心为器的创作理念，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了青瓷的文化品味，博得世人的赞誉和叹服。


然而文化的演进结构毕竟是动态的，文化永远不会在一个点上停滞不前，因此青瓷文化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说陶瓷技术的进步是一种时间的线性概念，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不断的精进的话，那么陶瓷艺术却是时间和空间相结合，人与自然相交融的精神表现，它是一种有别于物质表现的人的思想升华。特别是中国陶瓷艺术，它是一门讲究意境求取艺术格调的创造性艺术，也就更加注重人的主体精神的传达。时代变了，思想不同了，青瓷艺术当然也会随之变化，俗话说：“温故而知新。”也许元代龙泉青瓷的风格特征的变化，在这方面会给我们有所启示。元代龙泉青瓷一反南宋“重质轻文”的反艺术风尚，代之“极饰反素”的艺术手法，完全是取决于社会结构以及当时文化理念的变更。元代是一个由蒙古民族统治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时期，蒙古民族“崇蓝尚白”的审美心理，并不十分注重如玉一般的青绿色，而更看好茫茫大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