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两个《文会图》”的问题
《文会图》上有宋徽宗赵佶“天下一人”之押、瘦金体题头与题诗，亦有蔡京所题和诗，其为徽宗所画，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人在对赵佶画作的研究中发现，有一些赵佶题押的徽宗画实乃当时画院中画家的作品，并对《文会图》亦产生了这样的怀疑。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我们所要探讨的北宋瓷器之主旨，因为即使它是当时别人的代笔画那它也仍然是北宋徽宗时期的绘画资料，亦不能抹杀赵佶对该画作的认可，图中之物像对于我们照样可靠，故关于该问题不必讨论。
然而，关于有“两个《文会图》”的问题却是一个大问题，本文不能回避。
在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国宝大观》一书中，亦收入了这幅“赵佶文会图轴”并配有文字介绍。该文作者在介绍画中所绘瓷器用具时也说：“其中执壶、耳杯、盖碗等，都是典型的北宋高级制品，使人感到时代的气氛。”这就已肯定了该画是出于北宋无疑。可是在文末却介绍了另一个重要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唐人《文会图》轴，与上称宋徽宗《文会图》轴“结构笔法悉同”(见《故宫书画录》卷五)。该轴收传印记有“印司”(半印)、“蕉村”、“观其大略”以及清宫鉴藏玺的三玺。说明经明初御府及清梁清标(蕉村)、清宫收藏。因此，此轴标题宋徽宗作的《文会图》轴，很可能是宋徽宗时院画家对唐画的摹写本。
这就令人不明白了。既然画中器物“都是典型的北宋高级制品”，那么此画怎么就又变成摹写“唐人”的了呢？其实，赵佶《文会图》中所绘的145件瓷器，都是典型的北宋制品。其中的台盏(上盏下台)于宋墓室壁画中多见；“墨定”盏台、带盖梅瓶、圈足大盘不仅为北宋所始有，而且圈足大窝盘甚至只能是北宋晚期之器型，在北宋以前的所有窑口中都没有出现过，唐代绝无此物；注壶、注碗也是自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始见，而五代以前则用的是平底短流的注子（又叫“偏提”）；图中茶肴调制处那件黑漆方形桌，四直腿、六平枨(其中两面双平枨)，这样的桌型也是五代始见，均非唐人之物。如此等等，怎么“唐人”反会画出宋人的器物来呢？更不要说画对面正中衣白之人，其形象与宋徽宗另一幅自画《听琴图》中抚琴的徽宗赵佶相貌完全相同，明显就是赵佶本人，“唐人”怎么能预知并画出宋徽宗之像呢？所以我们认为，这幅《文会图》是北宋徽宗赵佶之画不应有疑，而那幅所谓的“唐人《文会图》轴”，倒极有可能是北宋后之人所伪造，是经不起一驳的。
应当说明的是，鉴定瓷器主要应靠对瓷器实物的目验手鉴，今日甚至还要借重科技手段，仅凭一幅图中的画像是不能鉴定瓷器的。但我们这里研究的是古绘画文献中有关瓷器的资料，也只能如此就物论事了。但愿徽宗皇帝及其《文会图》为我们提供的能是一条有用之线索，对我们今天的古陶瓷研究尤其是宋青花的发现能够有所裨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