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活计清档》的记录中，亦包含一件“奉华字圆笔洗”。由此看来，带“奉华”刻铭的圆洗，至少在十八世纪初已出现于清宫，只是仅凭文字记载，无法断言档案所录者，即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碟”。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典藏之三件“奉华”款瓷器，从字体刻画书风的差异上来研判，或刻制于不同时期。如前文所述“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之“奉华”刻铭在雍正时期之前已出现。而“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底部之“奉华”铭，一直以来皆被视为后刻于清朝。特别是若对照清高宗于“咏汝窑瓶”诗注中所言：“此瓶釉色制法与盘无异，亦刻奉华二字”（1779），而让人以为奉华铭的刻制或有意避开清高宗的御制诗，泄漏其题刻或与乾隆皇帝有关。有趣的是，与此相似的铭刻，亦见于英国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之哥釉碗的底部。（余佩瑾）
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3.9厘米 口径14.8厘米 足径11厘米 故瓷017850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89）：“甲字明镌器底心，抚之薛暴手中侵，笑似假借为说项，古已有然何况今。”乾隆巳酉御题。钤印“古香”。中心刻篆书“甲”字。
此件作品底部留存支烧痕，底心题刻篆书“甲”字。它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The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造型和故瓷17854雷同。盘子的弧形圆壁自底足顺著口沿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银器风格的“捲足”。相似的作品组群亦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
环绕著“甲”周圆，题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御题。 从“甲字明镌器底心”，以及对照故瓷17854底部“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的描述，得知此“甲”字极可能刻题于乾隆之前，而且皇帝所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除了御制诗之外，伴随此件作品传世至今的木座，底部刻有“安仪周家收藏”的款识，透露此件作品进入清宫收藏之前，曾经是清初大收藏家安岐手中之物。
至于，“甲”字的含义为何？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让他联想到《周礼·考工记》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垦”两个辞汇。所谓“薛暴”是指釉面的伤缺，而“髻垦”是指胎骨的缺陷。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接触到“北宋汝窑青瓷盘”（故瓷17854，）时，深为一种“出陶无髻垦”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再面对“北宋汝窑青瓷圆洗”时，虽然“抚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与当时的新制品比较，立刻油然而生连古代文物都可能出现瑕疵更何况今日制品的感慨，一语道出乾隆皇帝以古为贵的鉴赏观。（余佩瑾）
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3.5厘米 口径12.9厘米 足径9厘米 故瓷009827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9）：“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乾隆丙申春御题。钤印一：“朗润”。
此件作品的釉色和故瓷8284极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却将之看成是产烧自两个不同窑口的作品。透过刻题于故瓷8284底部的御制诗，得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为该件作品为官窑。清高宗乾隆皇帝诗中所指出的“官窑”，以今日的常识来理解，范围或涵盖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等，亦即官方御用瓷器的统称。而在故瓷9827的御制诗中，他又能以绝佳的陶瓷涵养，直接指出这是一件汝窑瓷器。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可能与乾隆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所具备的文物识别能力有关，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十八世纪清宫对汝窑的辨识，尚未出现一套公认的标准。
或因如此，雍正时期的《活计清档》中，虽然已经出现一个洋漆箱，箱中收存有三十一件汝窑瓷器，然而此事例却无法直接连接至乾隆时期清宫对汝窑的判断。亦即以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为例，在二十一件汝窑中，十三件底部题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然而，其中仅有两首诗在内容中直接指出所题咏的对象为汝窑，其余则皆以官窑统称之。
检视清朝之前的相关文本，也发现各个时期对汝窑的看法略有不同，例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以为：“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至高濂时，又以为汝窑：“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尽管他们皆著重于釉色、开片与支痕的鉴赏，然而曹昭眼中呈“淡青色”的汝窑和高濂笔下带“卵白”色的汝窑，明显有别。至乾隆皇帝题“咏汝窑枕”时，尽管诗中谈及汝窑与柴窑的关系。然而面对实物时，我们都发现清高宗题咏的对象，其实是钧窑而不是汝窑。从中披露，对釉色的掌握或是辨别汝窑的难题之一。
此现象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当北平故宫文物，因“中国国际艺术展览会”的举办，前往英国伦敦展出时，策展人之一的大卫德爵士因接触到前往展出的汝窑，而重新爬梳古籍文献对汝窑的记载，以从中厘清汝窑的器型和釉色。从后，随著考古工作的进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研究成果不断的累积，对汝窑的认识，方亦日渐清晰。（余佩瑾）
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 高2.7厘米 口纵9.8厘米 口横14.2厘米 底径4.2厘米 故瓷17849
椭圆洗的器形，传世极少见；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大卫德基金会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也有相仿作品的收藏。其中，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一件，同样具有外底中心向内陷入一圈，圈内留存三枚支烧痕，器表釉下模印图案的特征。而模印的纹饰，大卫德基金会的出版品说明其为“双鱼纹”。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则在釉层笼罩下，印纹显得极为模糊，但经仔细比较之后，仍然隐约可以看出其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此件作品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The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对照本院典藏的两本陶瓷图册，发现此类椭圆洗亦出现于《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册之中。由于两本图册同时画出两件“宋汝窑舟形笔洗”，因此若要厘清所画者究为何，则需要籍助为图而撰述的说明来加以理解。这两本图册同时形容两件作品“底为坳，有三钉”但是从《燔功彰色》册另又指出：”中有如意暗花二”，而得知《燔功彰色》册所画者，比较有可能接近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的收藏品。在此之下，若将画册和传世品相互比对，又发现《燔功彰色》册所画的器物，口沿存在一点金彩修护点，完全吻合今日所见大卫德基金会的典藏品。藉此，大约可以从中推知十八世纪清宫的汝窑收藏中，曾同时存在内底有印文和无印文的两种椭圆洗，而印文的图案在当时又有“如意纹”之称。
事实上，模印图案的汝窑，极少传世。但近来年随著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却也逐渐发现其实装饰著刻、印花图案的汝窑，产烧之初，或不若今日相像的稀少。相反的，愈来愈多的例证显示，刻、印花图案或是汝窑曾经产烧的一种品目。如早期发现的“刻画折枝莲花纹鹅颈瓶”，和近年又陆续出土刻印有莲花、莲瓣纹、龙纹的素烧坯和已施釉的标本。透露北宋汝窑的烧造中，或存在一些今日无法复见的器形与纹饰。而与此“汝窑青瓷椭圆洗”相似，且底部亦存在相同制作痕迹的残件标本，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汝窑窑址，从中印证椭圆洗产烧自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史实。（余佩瑾）
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4.8厘米 口径15.9厘米 底径13.2厘米 故瓷05176
院藏汝窑洗，直口，周壁深，腹微凸，平底稍厚。口沿或因微损而切齐，淡褐色透明胶著剂尚可见，原口沿应有金属扣，今已失。薄釉呈灰青色，器外开片稀疏微黄，器内密而黑。底有支钉痕五枚，露黄色胎。带木座，底刻“甲”字。
此类型洗的汝窑器亦出土于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后者底有五芝麻钉痕，口沿尚完好。乾隆时期对收藏的陶瓷，曾命画工如照相的方式将每一件器物的细节绘录下来，并集成图录，其中《埏直流光》册中画有汝窑洗一件，并有文字说明此器的开片纹、缩釉、尺寸及特征等细节。如图所见，洗的口沿微削薄，同型器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汝窑洗，口径为16.7厘米，器形完整，口沿往上微薄。籍由《埏埴流光》册中的“照片”及清凉寺遗址的出土，或可推测院藏洗口沿原来的样貌。（陈玉秀）
北宋汝窑青瓷碟 高3.2厘米 口径13.4-13.7厘米 足径9.2厘米 故瓷005177
此件作品嵌一铜扣，釉表开细密纹片，器底留存三枚支烧痕，圈足具金银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标本和整器，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及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馆的收藏中。从中显示北宋汝窑的产制，在形制上似乎存在某种规格化的取向。特别是对照2000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传世的器物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足以相对应的标本，进一步暗示官方瓷器的生产，背后可能存在的管理制度。
同时，韩国高丽青瓷的作品组群中，亦存在与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形，从而得知十二世纪韩国高丽与中国北宋窑业的交流。尤其是两个窑口在器形、釉色和烧造方式的相似，以及彼此存在互为影响的关系上，展现出东亚窑业的发展存在区域之间彼此互动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