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广东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据《全唐文》、《宋史》等记载，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同时在佛山也设立了“市舶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朱彧的《萍洲可谈》亦记载了北宋广州商船出口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贮货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北宋时期潮州、惠州、广州等窑口均烧瓷器，唯石湾大量烧陶。这里所指的“货多陶器，大小相套”，可能是指石湾的陶器，可见其外销数量之多。据考证所知，过去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亦出土过大量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和佛山石湾窑等唐宋陶瓷器。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国索哈地区，又出土了大量南宋浙江龙泉窑青瓷碗、盘，元代福建德化窑白釉印花碗，明代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碗，五代广东南海官窑彩绘瓷盆，北宋南海奇石酱黑釉四耳罐，明代石湾杂色釉骑狮人物像和黑釉三足炉等。可见早在唐宋时期及随后佛山石湾陶瓷曾经大量远销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西村、南海官窑和奇石一带一直没有发现北宋以后的窑址，说明其窑业北宋以后已经衰落。宋以后佛山地区只有石湾这个陶瓷基地能够继续坚持下来，到明清又得到发展，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明显的原因是：1.交通条件的变化。北宋以前，西江、北江在三水汇合后，通广州的主航道是经三水县的芦苞圩，取道南海县的官窑，石门这一线。北宋以后这条水路淤浅，被取道王借岗北边从沙口分叉的两条水路所代替。一条往东，经佛山北部的汾江到广州；一条是往东南，经石湾澜石取道佛山南部的支流到广州。在古代，陶瓷的运输主要靠水路，由于水路改道，所以奇石和官窑就衰落下来。2.宋代以后佛山手工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陶瓷基地，石湾在原料、燃料来源和兴建大量龙窑的地理条件方面，都远胜于广州西村，所以西村窑这个基地也凋零下来。石湾唐代采用半椭圆形的马蹄形窑烧陶，从北宋起即普遍采用龙窑烧陶。由于有利条件较多，且烧制的陶器是民间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皿，所以它能从唐宋元明清一直继续坚持下来。这也是它能长期立足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
石湾隋代及其以前的古窑址至今尚未发现，但据调查所知，在石湾小帽岗及其附近澜石大松岗、八仙岗，鼓颡岗和南海、广州等地均发现有战国墓和汉代墓群，已清理的汉墓已近千座。从出土器物来看，当时的制陶技术，已远远超越了秦代的水平，釉陶已普遍出现，而且器形繁多，花纹细致，坯胎坚硬，并掌握了釉药的性能。器形有瓮、鼎、壶、罐、碗、碟、屋、仓、井、灶、猪、牛、羊、鸡、鸭等模型，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其中约有45％以上的陶器均施釉，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黑釉等，其中有一件广州出土的东汉白釉陶罐，是一件难得的作品。可能是我国白瓷的始祖，值得研究。这一时期陶器的纹饰，远比战国时代的复杂，更加纤巧繁缛，丰富多采。如果依照纹饰施制方法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印纹、弦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彩绘、涂朱、镂孔等七类。
在紧靠石湾的澜石，亦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土坑墓群。出土的陶器有碗、碟、盏、杯和米字纹陶瓮等。1977年广东省博物馆会同佛山市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东面的河宕发掘了一处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大批几何印纹陶片。河宕出土的陶器有十五种左右，纹饰近三十种。到目前为止，河宕的陶器纹饰，是我国同一历史时期印纹陶遗址中纹饰最丰富多采的。其中的云雷纹，比商周铜器的云雷纹还早一千多年。刻划符号的陶片亦发现不少，其中有“Ⅰ”、“Ⅱ”、“Ⅲ”、“Ⅹ”、“个”等，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和青海柳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器，都有此类符号，可见我国文字的起源是多元的。石湾河宕出土的陶器是用穴窑烧造出来的，颜色有红、灰、黑、褐等种。在广东数以百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采集到的陶器颜色亦基本相同，说明当时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气氛中，同时又是在熏烟的情况下烧造出来的。从河宕发掘情况来看，早在五千年前石湾一带曾居住过制陶业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部落，他们揭开了石湾烧陶的历史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