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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






[日期:2011-06-30] 来源:景德镇文史资料  作者:赵渊 [字体: ]

迈出瓷业改造第一步

大力推行以煤代柴

多少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早已认识到景德镇的前途是以煤代柴,以煤气代煤。据说以前曾有人做过用煤烧瓷器的试验,但没有成功,因而在我到景德镇任职之前,没有建成过一坐用于生产的煤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当时,随着瓷业生产的恢复,窑柴消耗量越来越大,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山头越砍越远,树木越伐越小,运输越来越困难,一直砍到抚州金溪、资溪的山区。为了保证窑柴供应,往往要省里领导出面干预。松柴烧瓷,不仅要改,而且要快改,既是长远之计,又是当务之急。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不允许按部就班慢慢来,怎么办?从1954年起,我们就开始了“以煤代柴”的试验,到1958年形成高潮。我们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广泛发动群众,小煤窑、大煤窑、简易煤窑、煤柴合烧、建正规圆窑包等,多管齐下,大小并举,领导、技术人员、烧炼工人三结合,打了一场烧炼改革的人民战争。从市委书记、副书记,到政府领导、主管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一齐上阵,吃在工厂,坐在窑房。在每烧窑的关健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围守在窑门边,眼睛盯着窑火,心里想着瓷器。很多人的眼睛熬红了,嗓子也嘶哑了,真同打仗差不多。几千年来,景德镇的瓷窑都是烧松柴(也有一种槎窑,烧杂柴,温度低),一尺多直径的老松树,饱含松油,火旺苗长,听从把庄,拕坯、架表师傅的指挥,沿着火路,

乘着风势在窑内匣缝间穿行,经验丰富的把庄好手,同时能管几座窑,烧成质量心中有数。如今面对煤炭,火苗短,控温的办法少,不称心,窑内瓷器在煤火作用下会起什么反应,心中没有底,既怕黄,又怕爽(生),更怕倒,还怕简易煤窑裂塌。瓷器烧出来之后,毛病原因也一时弄不清,有的是窑的结构不合适,有的是操作不当、燃烧不充分,有的是煤炭质量有问题,还有瓷土配方上的问题等。一次一次的试烧,一次一次的失败与改进,一次一次的付出人力物力代价,一次一次的的显示出光明,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烧炼工人,在窑房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露过多少次焦虑心情。我为大家的行为所感动,操作上帮不了忙,就为同志们倒茶,敬烟,备夜餐,搞降温,在烧窑现场与干部工人长夜漫谈,探讨烧窑中的种种问题,向他们学到了不少烧瓷知识,也交了不少老工人、技术能手朋友。

以煤代柴是改造瓷业、建设瓷都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一场攻坚战。对市委领导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对瓷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也是一次极好的锤炼。以煤代柴是大势所趋,窑柴断源是严峻的现实,开辟与增产窑柴的路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当时的这场“人民战争”分别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组织技术人员设计建造正规煤窑;二是突击建造一批简易煤窑;三是煤柴合烧,千方百计减少用柴,增加用煤,以保证瓷器产量和质量计划的完成。

第一座正规煤窑是于1956年在建国瓷厂分厂(今宇宙瓷厂)建起来的方形窑,是留日回国的邹总工程师设计的。他自己也认为方窑有缺点,道理上讲不如圆形的好,但他没有把握设计圆形窑。当时景德镇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按他的长处放手去干。实践证明方窑缺点多,气流旋转不畅,火力不能到达方角处,后来终为圆窑所代替。煤柴合烧是简单的办法,烧煤是试验,温度上不去就用柴补救,主要在柴窑中进行。简易煤窑是过渡性的应急措施,是工人和干部共同摸索和创造的,也是战场炼兵的冒险行动。简易煤窑建设速度很快,不几天就建一座,等不得干燥就试烧,煤窑出现裂缝就在外面加箍。用薄钢板铁丝条箍起来,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真有一定的危险性,使用寿命也不长,边烧边停,如今回想仍有余悸。但由于真正做到了“三结合”,领导人亲临现场,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担风险,终于化险为夷,没有发生过一起倒塌、失火事故。

广大瓷业工人,特别是烧炼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把窑炉改造当作重大的学习研究课题,不断的精心试验,不断地改进操作以及瓷釉配方,使质量逐步提高,煤耗不断降低,效果日趋稳定。他们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从方窑到园窑,从煤柴合烧到全部烧煤,试验了倒焰窑、水封窑、八门四烧等革新办法,虽然有的效果不好,但是得到了经验教训,增长了见识。市委领导时刻关心着烧窑的动态,有一次正在开常委会,听见余建笔主持的水封窑烧成功了,都到窑里去参观听汇报,事后给予参加试烧的工人以一定的物质奖励,这对大家的鼓舞很大。

以煤代柴,从1954年开始试验,经过了8年苦斗,到1962年共建煤窑200多座,除建国、新平(今人民瓷厂)、艺术三个瓷厂因烧制传统名瓷而保留柴窑10余座外,全市基本实现了瓷器烧炼煤窑化,从而结束了一千多年来柴烧瓷器的历史。

建造“东方第一”现代化瓷厂

技术改造毕竟不能代替整个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起不到方向性的作用。省里领导,特别是邵式平省长,杨尚奎、白栋材书记,积极倡导请轻工业部在景德镇建一个现代化的瓷厂。市委领导、各界有识之士都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积极向上级报告,送规划,提建议要求。轻工业部很支持,几次派出司局级和处级干部、技术专家来帮我们研究规划,了解情况,安排我们到国外去考察。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那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陶瓷工业现代化比较好的国家(1956910月去捷克)。轻工业部宋部长也亲自来景德镇,他说“邵大哥(指邵式平省长)说我不重视,我来了,还有上海几位陶瓷专家。我们共同讨论商量,能办到的就决定。”经过反复工作,决定在景德镇新建一座现代化大瓷厂,名字就叫景德镇瓷厂。

景德镇瓷厂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当时轻工业部和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捷克比较先进,他们有煤气发生炉,用隧道窑,还有石膏模具、匣钵制作、机械修理等全套装备。我们出去考察后,对他们的烧炼很感兴趣,认为煤气隧道窑是我们的方向。经多次协商,由捷方设计,提供全套图纸,订购窑炉、石膏加工、修理机床等关健设备,接受我方派去的实习人员,至于建厂和安装任务,则全部由我们国内承担。经过五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建成一个捷克人称之为“东方第一”的现代化瓷厂。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关心,要我们管好生产。

景德镇有传统的高超的制瓷技艺,又有了现代化的新型瓷厂,这就走上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广阔道路,为创造新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人们欣喜异常,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可惜,不久来了“文化在革命”。为了“备战”,说瓷器不能打仗,把哈尔滨直升飞机制造厂搬到了景德镇,将东方第一个现代化的瓷厂改造成了飞机工厂。对此,当时有很多人感到可惜,遗憾,不赞成这样做。那么好的的机器、窑炉报废,工人转厂安排,厂房并不适用造飞机,经济上的损失是大的。更重要的是瓷都第一个现代化新型瓷厂夭折了,人们又回到了传统的模式中来,失去了学习试验、创造现代大厂的好机会、好场所。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传统瓷业又渐渐失去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农业劳动力,以致出现了成本上升,活力降低的被动局面,推迟了瓷都现代化的进程,在国内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自己办矿  就地取煤

决定景德镇前途的两件在事——用煤烧瓷器,建一座现代化的示范瓷厂,都实现了,真是有千斤担子放下休息一下的感觉,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动脑子,首先是要解决煤的供应问题,它是瓷业的粮食和动力。

煤的供应靠调拨是最可靠的,但是能自己开采,就地取煤,那就更理想,对降低成本有绝对好处。经调查了解,婺源县的董家山有用土办法开采的小煤窑,日产量20吨,就是运不出来。如果从景德镇东流修一条公路至董家山,运程不到20公里,解决煤的问题就有希望。经过同婺源县领导商量,他们愿意交给我们管理,只要维护他们现有的供应需要。我们的积极性也就来了,认真计算了该矿的供应能力,决定以市里的财力、物力和工程技术能力,开辟从东流到董家山煤矿的山区公路,选调余少芳同志去工作,他很有工作能力。这条公路于1954年底动工,到第二年4月便竣工了。

开煤矿,搞煤炭生产,这又是新的考验。我和余少芳都下了矿井,他比我来的早,我什么也不懂。听说采矿有危险性,就先维持原状,仍用少数工人土法开采,同时抽调在煤矿工作过的干部,加强领导。工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不知井下的利害,遵守规章制度不严格,竟在井下明火抽烟,引起瓦斯爆炸,当时死亡7人。电话传到市里,头脑如同爆炸,连夜组织人员赶去,市长和有关领导都去了,大家都很紧张,忘了吃饭睡觉。第二天,省委工交部王真部长也赶来帮助我们,一天多时间处理完毕,才感到肚子饿了要吃饭。我在矿住了几天,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严格制度,在井下到了每个工作面,了解可能发生的问题,深感没有专家和技术不行,单凭热情,很有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建矿速度宁可慢点,也要把安全措施跟上去。

在仙槎煤矿,也发生过一次冒顶事故,11人被堵在井下。面对工人遇险,真有说不出的难受,觉得搞工业建设也不比打倒仗轻松。当时经全力组织抢救,除一人全部脱险。剩下一人,又继续探寻了七天,估计可能活不成了,悲疼气氛笼罩着大家。突然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叫拿手电给他。大家高兴极了,经过一番努力,这位工人终于获救了,也是一项奇迹。

危险和牺牲,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办矿不仅要有规章制度,还要讲科学,要提高井下工人的操作技能。除本市努力外,又向大矿请求帮助,借用工程师来培训技术力量。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总算建成了两个小型煤矿,年产量10万吨。接着,小铁路也建成了,对解决瓷业用煤起了很大作用,并为景德镇瓷厂煤气焦化提供了条件。

内部问题理顺了,外部矛盾又不时暴露,这也是一种规律。一个晚上,电话铃急响,我意识到可能又有什么险情发生,立刻紧张起来。一听,是董家山煤矿来的,听声音是罗明同志。他说,正在游山修煤矿的基建工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计算工资要求,如不同意可能出问题;他们20多人,我们就3人,在这深山旷野,请求马上支持。我立即和公安局联系,派人同我一起,连夜赶到游山村。跟我去的人留在村外,我先进村,一了解,来人已走,没发生什么事,不由得暗自庆幸。我又向村里做工作,妥善处理了问题,大家都高兴,第二天正常上班,谁也不知道晚上发生了那种情况。

乐平县境内的涌山煤矿,归景德镇管后,双方也经常有些矛盾,都说自己有理,指责对方。一天晚上,矿山打来电话说,公社来人抓了矿里的人,可能会挨打,双方严重对峙,搞不好会引起武斗。我立即同秘书长李可时同志商量,本着严以律已的方针,坐车直奔矿山。早上到了涌山,先到公社,同社、队干部座谈,征求意见,会后请多方面给予支持,把人放回,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后来,公社向我提出要一部汽车,我答应给一部新的解放牌汽车。那时,有一部解放牌的车可不容易,为了工农联盟,我感到这样做是应该的。我还明确告诉矿上,凡是公社有要求,你们能办到的立即解决,办不到的由市里帮你们办,一定要把关系搞好。那年秋天,公社派人给我送来一篮辣椒,还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一定支持煤矿的生产。

董家山煤矿附近有个大村,有160户人家,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煤矿很支持,但矿有电灯,村里没有。我和矿里商量,帮他们建一个小电厂,送一套木炭动力机、发电机及全村人家的电灯器材,由煤矿帮他们安装发电。村里群众高兴极了,说:想不到大山沟里有了公路,看到了汽车,又有了电灯,社会主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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