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品装饰丰富
据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清三代的景德镇官窑产品装饰种类十分多样，其品种主要包括青花、釉上彩、色釉瓷器，其中釉上彩包含有五彩、黄彩、红彩、绿彩、蓝彩、黑彩、金彩；珐琅彩、粉彩、斗彩、素三彩；色釉瓷器包括红釉系列：郎窑红、霁红（图1）；仿宋代汝官哥钧釉、东青釉、胭脂水、紫金釉、乌金釉、珊瑚红、孔雀绿、瓜皮绿、秋葵绿、天蓝釉、霁蓝釉、紫釉，又名茄皮紫、茶叶末、铁锈花等。清三代的众多官窑颜色釉陶瓷品种中，有些始于明代，清代只是加以继承和发展，如蓝釉、黄釉、绿釉、紫釉和酱色釉等，有些属于将明代早期流传但后期失传的工艺技术重新发掘创新的，如郎窑红、豇豆红等，也有一些纯属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新创，如胭脂水、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秋葵绿等。据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记事碑》记载，此时烧制的釉彩已达五十七种之多，并且与现今所见的传世品相印证后，都能基本吻合。
单是从名称上便可看出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制瓷工业发展迅速且不断扩大，烧造的瓷器装饰方法丰富多彩，为当时的最高统治阶级提供了异彩纷呈的瓷器产品，表现了中国瓷器装饰的鼎盛面貌。
2.产品造型多样
对于陶瓷制品而言，任何装饰都离不开造型的存在，因此，为了适应清三代日益丰富的装饰方法，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了名目繁多的瓷器造型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比如耿宝昌先生的著作《明清瓷器鉴定》认为：“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2]至乾隆时期，由于皇帝本人对新奇产品的热爱，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此时也开发出了众多设计新颖、技术高超的瓷器造型，比如中段镂空的交泰瓶，通体镂花的转心瓶，奇特的乾隆三孔葫芦瓶，以及双联、三联瓶等，这些器物的造型反映出清三代景德镇御窑厂的陶瓷造型一方面在不断地继承明代官窑器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开始将设计眼光扩展到模仿唐宋时期陶瓷造型，以及学习同时代的西方造型体系中来，创造力大大加强。
3.融入更多的文化种类
明王朝是属于朱姓汉人的统治政权，在对于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制作和发展中常常表现为以汉族文化为基础，相应地吸收外来文化，其中较明显地表现于明永乐时期。由于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大量的异域产品，因此在这之后，景德镇御窑厂在皇帝的授意下开始制造一批模仿西亚金银器的瓷器产品，如花浇、鱼篓尊等，此外还有一些吸收了外来宗教文化的产品，如藏草壶、僧帽壶、无档尊等。
相对而言，清王朝由于是满族统治下的政权，因此，在景德镇官窑器上表现出了多种文化的交融性。首先，与顺治皇帝不同，出生于北京，生长于北京的康熙皇帝以及雍正、乾隆，自小对汉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不断地学习中对汉文化十分精通，因此，他们对于汉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在景德镇生产的官窑瓷器上有着直接的表现，比如，在造型上崇尚仿古，尤喜仿宋、明；在装饰上则常见汉族文化中标榜士人情怀的题材，如“岁寒三友”、“携琴访友”、“竹林高士”等。其次，在清三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与联系日盛，尤其是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宫廷注入了一股新奇之风，各种各样前所未见的科技产品和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完全不同的绘画方法，都使得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对此十分好奇，因此，在这种氛围中，景德镇御窑厂开始设计和生产一些融合了西洋风格的瓷器产品，比如模仿油画透视效果的粉彩开光装饰。第三，满族统治者对宗教始终保持着信奉尊崇的态度，尤其对于藏传佛教更是推崇，因此，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宗教需求，景德镇御窑厂也根据切实需求设计和生产一些包含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瓷器产品，比如贲巴壶。
较之于明代，先进的制瓷技术和开阔的眼界使得清三代景德镇官窑器的设计力量空前繁荣，同时，对传统的积极学习也为景德镇御窑厂的设计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