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陶瓷史理清，柴窑的浮出水面还将有待时日。
唐亡于公元九0七年，梁太祖朱温称帝，立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纪元。至宋太祖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共历53年。隋朝虽立国仅37年，但在陶瓷发展史上尚占有一席之地。后人对隋代白瓷、青瓷的演进和发展，器型及烧造工艺的特征、产地和窑口的记载都较明确，而五代时期，虽比隋代历史还长了16年，但其在陶瓷史中的地位明显不如隋代。
我想，这大概和隋代帝王在历史上，比五代时期的帝王，影响要大的多有关联吧。隋文帝杨坚开疆拓土，统一了中国；设官置署，奠定了中国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架构；首开科举，创立了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事制度，他的机构和人事制度，一直被唐、宋、元、明、清历代所仿效沿用。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勾通了东西南北，为大唐盛世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杨坚流芳百世，杨广遗臭万年，不啻是中国历史上的两颗原子弹。而五代十国时期的53年间，却历经五个朝代，先后传了八姓十四帝，同时，还并存着十个诸侯国，它们占据着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除北汉附辽，自称“侄皇帝”，与辽国共同占据西北一带）。这一历史时期，似乎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更换几乎达到十年一朝、四年一帝，朝廷统治仅及江淮以北的半个中国。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使这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研究陶瓷史和研究其他专业史一样，如果不先理清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社会发展史，就无法研究它的陶瓷史。因为社会的发展，陶瓷手工业的发展是沿着政治史、经济史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一、五代时期窑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
许多史学家面对纷繁复杂的五代史，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便往往将五代时期的陶瓷发展史一笔带过。有的把它作为唐代的一个章节，有的把它作为辽代的一个章节，我认为，这对于这个时代,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一短暂的朝代里，“景德镇窑”开始点燃的窑火，不仅日后称霸了世界，而且燃烧至今。在陶瓷发展史上，五代时期，还有著名的“秘色瓷”和“柴窑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陶瓷作品的巅峰制作！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但它们也同扑溯迷离的五代政治格局一样，至今云遮雾罩、面目不清。虽然近几年，围绕着揭秘“柴窑器”，又牵出了五代时的许多烧造贡瓷的窑口如：黄堡窑、宣州窑等，以上这些窑口足以撑起五代陶瓷史的门面，但仍未引起陶瓷史界的足够重视，仍未能还五代陶瓷史一个应有地位。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五代的主要瓷窑”一节，着重介绍了河北曲阳窑（宋定窑）、河南密县西关窑、浙江慈溪越窑的黄鳝山、燕子冲、瓦牌山三个窑址，江西景德镇窑的胜梅亭、西虎湾、湖田、黄泥头四个窑址。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唐与五代合为一章，在每节之后附带一笔，在介绍窑口时有：越窑、瓯窑、婺窑、越州窑、长沙窑、景德镇窑、密县窑、西山窑、巩县窑、萧县白土窑、铜山窑、淄博窑、邢窑、曲阳窑等十四个窑址。
笔者查阅了《中国全史。九。》隋唐五代经济史有关五代时期窑业的记载：“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含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亭窑为最。《中国全史》记载的六处窑址均在江南，《中国陶瓷》与《中国陶瓷史》所记五代窑址虽数量不同，但江南、江北各居一半。《中国全史》虽只记了六处窑址，但其中有广东潮州埠韩山窑和湖南岳州窑，《中国陶瓷》《中国陶瓷史》中均未述及。且《中国陶瓷史》中称“广东地区还没有发现可以确认为五代的青瓷窑址。”可见古陶瓷史界，对五代的陶瓷史研究，确实有待深化。其实，了解五代历史的都应该清楚，中国历史上，争夺朝廷(政权)就是争夺中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使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连年征战，兵戈铁马，人民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北方易碎的陶瓷，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既无市场，又无人愿意投入，窑场只能苟延残喘。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九个小诸侯国，隔岸观火，划地为牢、丰衣足食，渐入奢华。以致南汉国皇帝，连尿壶都镶满珠宝。这一时期，得到长期休养生息的江南九诸侯国，面对方兴未艾的世界陶瓷市场，全面继承了大唐帝国的陶瓷出口市场，为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陶瓷制品的需求，在窑业的发展上，有了长足的挺进。因此，我以为《中国全史》所记的江南六窑应较确切，应该还远不止于此。五代时期，除以上三本史料已记载的之外，偏安江南的著名窑口，还有“南唐官窑”宣州窑，产品号称“宣州雪”；生产了荆南名瓷高足碗的南平窑。江南窑口，应在规模和产量上，比江北的窑口有了质的飞跃。
纵观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走势和格局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该时期的窑业发展，无论在新建窑口的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南方都应超过北方，成为该时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主流。因此，研究五代陶瓷史，我认为应将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南方窑业的发展上，重点搞清该时期在南方各诸侯国区域内，新建窑口的位置、数量、规模、创新产品，及其在陶瓷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秘色瓷”、“柴窑器”,而且，还创造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瓷种“青白瓷”。不但青白瓷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它还衍生出历久不衰的“青花瓷”；从而，确立了景德镇在世界上的“瓷都”地位。这一新产品的出现，从研究瓷都---景德镇发展史的角度讲，它开启了世界陶瓷史上新的、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二、关于五代时期器型的复杂性
辨识五代作品的器型特征，一般较注重五出筋、五葵口、唇口、玉璧底或玉环底；盘、碗则多为花口，北方窑口出现穿带壶、倒流壶，南方窑口推出夹梁盖罐；执壶的流，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由圆短流，发展为曲流，但又较宋代的曲流短；胎料配比与成型工艺都有改进，碗盘盏盅的胎壁较唐明显变薄，器型也由唐之圆润肥腴，向宋之清隽瘦秀过渡。装饰上，越窑出现褐彩划花纹饰，定窑则较多“官、新官、易定”刻款。
唐、五代、辽、宋的制瓷业，在胎、釉、器型、工艺、纹饰等方面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但在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过渡器型，有何明显的界定，很难找到依据。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器型交叉，被错误断代的情况应当不少。因为五代时，窑业较为发达的南方九个小诸侯国，在晚唐藩镇割据时，即已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虽未公然称帝，但已自成体系，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受唐朝廷“官样”的影响明显减弱，皇家占统治地位的审美标准，由于诸侯割据而不再是一统天下，诸侯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烧造器形。
五代之后，赵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先得中原，而后南渐，逐步统一起东南各诸侯国的，各诸侯国在朝代的更替上，又多与北宋早期有一段交叉。大宋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已至第二代皇帝赵光义登基之后几年。南方青瓷的代表----越窑所在的吴越，一直延续到大宋立国十九年后才降宋。吴越钱氏传了五代，共85年，先后有32年与唐和宋交叉（五代仅传承了53年）。这些交叉的历史，客观上对严格界定相关朝代的作品不利，造成了五代器型在断代上的复杂性。
另外，江南诸侯国较多。五代时，南方虽相对兵战较少，但相互间依然有吞并割让之争，以致边界版图也屡有变更，州县更、废，亦多不可考究其详。加之文献中，对小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又较简，在研究五代陶瓷史时，确定窑址的具体位置、所隶属的行政区划，确定准确的朝代纪年，亦即断代、断窑口上，都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总之，如果不将五代陶瓷史理清，柴窑的浮出水面还将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