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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宣州窑






[日期:2021-03-26] 来源:散文界  作者:陈奕雪 [字体: ]

 

岁月静好,山上的植被郁郁葱葱,成堆的瓷片上栽了李,梨,桃,杏等各类果树。春天,桃红李白,煞是好看。冬天到来,草木枯萎,俯首翻捡,说不定一件唐代或宋代瓷器残件就跃入眼帘。这是一片净土,虽然紧依水阳江,因水路时代的逝去,此处已远离岁月的喧嚣,没有被大面积的损毁。直到今天,几百座古窑址依然待字闺中,静静地深藏在窑林草丛中。目前经宣州区文物所已勘测登记在册的就有70多座。

踏上山岗,当我们面对奔流不息的水阳江水,思索着我们从哪里来,尝试去解读人与自然奥秘之时,发现我们的先祖们是如此低调地躬身这片热土。用精巧的双手创造了工业文明的璀璨之花——宣州窑。

一、低调的古窑

在这里,通往田间的道路都是陶片铺成,沟塘间散落着陶瓷匣钵,退水后,可见水沿有厚厚的陶瓷碎片堆积土中。浅山丛林绵亘几十里,窑火遍地。龙窑两侧,堆满了陶瓷碎片,处处是残器。如今在狸桥镇境内如“西窑冲”“南窑冲”“上窑”“下窑”等地名依旧沿用。

山上的树肯定是不止换了一两茬,河里的水是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山川之间原来曾经沸腾着的火热的故事令人遐思。触目情深,窑温尚存。透过这绿水青山背后流转的岁月变迁,多少人试图拂去尘埃,让宣州窑历史的真容一点点地展现到我们眼前。

可惜,一个延续千年的工业活动,一个在全国层面都有产品交流的古代工业园区,居然找不到详实的文字记录。

清代蓝浦、郑延桂《景德镇陶录古窑考》: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颇薄,色白。

清同治九年(1870)翻刻嘉庆二十年(1851)翼经堂本:元有浮梁磁局,执掌景德镇瓷器,也称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

民国时期黄矞的陶瓷专著《瓷史》载:“五代数十年间有瓷窑可考者有五,曰:耀州窑、郑州窑、宣州窑、南平窑、越州窑。”这大概是对宣州窑全名最早的记载。唐宋元明的文献记载宣州窑的史料更是及其匮乏。

今天,在我们看来,每一块瓷片都是宝贝,每个窑址都是历史文物。这一片古窑址简直就是庞大的工业园区。但在古代文人眼里,却是视而不见。

唐代的李白驰一片白帆路过这片青山绿水,挥一挥衣袖没有留下一片云彩。宋代的周帮彦曾羁旅水阳古镇,关心的是江上捕鱼的渔郎和水边浣纱的少女,没有俯下身段去附近的窑厂和窑工嘘寒问暖。

梅尧臣,唐汝迪,钟震阳这些赫赫有名地方乡贤的吟诵也没有聚焦这一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热土。他们同样无视岸上熊熊燃烧的窑火。

搜寻了附近几家大家族的家谱,也没找到关于宣州窑的只言片语。

剩下,就是《宣城右集》中,有先贤章国光的《许真君祠堂记》里“其土可以陶埏为器……”的寥寥数语。

据说宣城明代榜眼汤宾尹还编纂有《宣城左纂》。专记人情逸事,物产掌故,想必有宣州窑的记载,可惜,书已不传。

面对如此窑烟袅袅,舟帆蔽日的繁荣景象,为何古籍不载,文人不吟,乡贤不记?

或许只有一个解释,古人认为制瓷烧窑,就是底层民众的营生,不值一记!

这就难怪宣州窑一直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外面专家也不知。正如《景德镇陶录校注》称:宣州,今安徽宣城。明代烧造瓶之类的贡瓷。窑址迄今未发现。安徽省博物馆前几年在宣州窑藏品上直接标明是长沙窑。南京博物院至今还把宣州窑放在长沙窑展柜。

二、掀开面纱一角

一个让宣州窑崭露真容的机会出现了。

2013年下半年,水阳江综合治理工程下游正在开卡。

这个寒冷的冬天,它为宣州窑以一种非常的方式揭开了朦胧面纱神秘的一角。虽然2012年宣州窑已被安徽省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水阳江底农民挖宝的消息上了各大新闻网头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奇者齐聚水阳。在唐代文化层大量文物被盗挖,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在公安的协助下进行抢救保护性发掘,共挖掘唐代宣州窑藏品达300多件。瓶罐,执壶,水盂,粉盒,瓷砚等等,有生活器具,有文房用品,不一而足。一批唐代陶瓷在河底显露真容。千年的岁月沧桑,丝毫没有损坏它们的滋润光泽。那融合着山水之色的青绿,大自然灵魂之色的黑釉,依然像一泓流着绿波的清泉,熠熠生辉,宛如刚出窑炉。有人说,这说明水阳江水千年来没有受到工业化的污染,PH值处在正好呵护瓷器不受侵淫之点。我认可。但我还是觉得,宣州窑当年的制瓷工艺无论是选料,拉坯,打磨,上釉,焙烧都已十分成熟和稳定。尤其是烧造施釉等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在同一文化层也发掘出一批长沙窑的瓷器。有贴塑,题诗的执壶,有点彩的水盂等等。还有一些越窑、定窑的瓷器。说明了此处已然是繁华江南的一个瓷器交流的集散地了。

由于开卡发掘的面积和区域有限,对于当时的生活生产场景只能是管中窥豹,还不能完全描绘或复原出当时人的活动状况。不过,即便是惊鸿一瞥,也让我们领略了一千多年前的先人,在这片土地所创造的文化辉煌。

三、大唐风范

距离水阳古镇开卡施工现场向上游不到5公里处,2014年也正在建造牛儿港节制闸,这是水阳江水东向流往固城湖的一条河道。河底卫东圩的大圩角圩埂下露出一排排码放整齐的黑釉大罐,每排有四到十层之多,人们判断这就是小河口古窑址的成品堆场,整条圩埂全建在这片堆场上。因圩堤是圩区的生命线,文物部门一直没有进行发掘,也没人敢动。在堆场旁边的河底,发掘出连排的三口古井,彼此相距不到60米。有一口井中掏出二十八件唐代的瓷器。

卫东联圩是1975年由13个小圩口连成的,老牛儿港河也被圈进了圩内,此河在光绪县志上记载有五条渡口。水阳江水在小河口处,一分两支:一支经龙溪流黄池河入长江,一支由牛儿港过固城湖经胥河入太湖。附近就是当年东晋咸和初在(326——334)宛陵县北部侨置的逡遒县。现在建节制闸的位置是新牛儿港,应该是古人的生活区,故有三口古井。

宋人说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歌谣。这里虽没歌谣,却有大量精美的黑釉两系大罐,大口唇沿,宽腹平底、釉水肥润,很明显这是一批唐代的典型器,且应是盛唐时期的器型,每一件都洋溢着大唐盛世的气息。

当年这些大罐想必是用来装酒的酒坛。元朝以前蒸馏技术还没流行,李白斗酒诗百篇所饮之酒只相当于我们今天家酿的米酒,品质上应该较为接近宣城青草湖黄酒厂的黄酒,酒精度数不高,所以才有许多海量的酒诗仙出现。

它们在这江畔堆放了千年,宛如刚出窑的新器,质量之高,产量之大,销售之广可想而知。这些瓷器为何静静地躺在这儿?是什么让它们突然封存,是何种力量让这几口井“沉入河底”?战争?瘟疫?人口的锐减?沧海桑田,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问。

在美国的克里夫兰大学博物馆,藏有一件宣州窑釉下点褐彩注子。唇口,刀削八方短流,鼓腹平底,假圈足,釉色晶莹透翠,明澈如冰,温润似玉。典型的唐中期以前的器形,十分精美,据判断就产于此处。

这里就是小河口古窑址群。河道上面的村庄叫小河村,已探明有十多家完整的唐代古窑址,生产的大部分是黑釉的大罐和大执壶。黑瓷在广大瓷器研究者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小河口黑釉瓷可以说是继德清窑黑釉的又一个顶峰,它们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它的黑釉大罐,器型硕大,胎体厚重,色黑如漆,圆润肥硕,平底半釉,器型规整大气,通体散发着大唐王朝的高贵气质,是继德清窑黑釉鸡首壶后的又一黑瓷中的顶峰之作。在中国瓷器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宣州窑研究会副会长孙玉牛讲了一个他和四个黑釉大罐的故事。

80年代的一个清明节,河干水浅,他到山里上坟回家,跨过牛儿港上的一条小溪,见溪边被水冲出一只黑釉罐子,他就用树枝掏了出来,一掏连着掏出了4个完整的黑釉大罐。这罐明显地和我们现代的罐子不一样,平底宽腹圆口,十分规整,釉水肥润,宛如新的。心想这东西带回家可腌咸菜。就搓了两根绳子把罐子挑回去了。见到隔壁二婶,就送了两个给她,自己留了两个。若干年后,发现这东西是文物,一天回去问婶婶罐子可还在,婶婶说,一个腌了菜在厨房。一个在外喂鸭子,被人两元钱买走了。他说,当时几乎家家门口喂鸡喂鸭的都是古窑上的老瓷器。

小河口古窑址群,烧造的瓷器,品种已十分丰富,有生活实用器的灯盏,碗餢;有文房用具的水盂,瓷砚;也有娱乐用的腰鼓,最多的是和酒有关的酒坛和执壶。器形普遍硕大精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的丰富,社会的富足。因为唐代的宣州是上州大郡,与润,越,苏,杭同为江南五大中心城市。

可以想象,当年卫东联圩还没有圈起,立于河口村的塌山,两岸炉火连天,清风徐徐。放眼望去,沙鸥翔集,碧波浩渺。水阳江,作为连通丹阳大泽与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帆樯林立,百舸争流,码头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一片繁忙的景象。正所谓“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

四、又一高峰

此处沿江而上,溯源十几里就是山岗窑址群遗址。它应该是德清窑青釉的延续。山岗所出青瓷,釉色莹润,胎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低,瓷化程度极高;釉色苍翠,釉层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造型修长,式样优美。在装饰处理上仍以素色为主,同时有新颖的釉下点彩出现。追求釉色之胜,器型也更加秀美。五代南唐风格很明显,同样是执壶,大多是青釉、长流、束腰修颈,明显区别于小河口古窑址的短流、宽腹、黑釉。足以说明该处窑址晚于小河口窑址,器形接近于五代,北宋。任何一种纹饰都不是凭空而来,也不会无端消失,它必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同在一个区域,不同时期,体现了典型时代特征,但又有窑系的传承。

此时的器物明显优于其他窑口,出现了釉下彩,并有一些文字符号的纹饰,如壶把上有“千秋万岁”款,或“吉利”款等,壶身有“节节高”等装饰。除平足外,一般都通体施釉,釉水青翠欲滴,晶莹剔透,手抚之有冰洁玉清之感。山岗窑址群的瓷器,可以说是“宣州窑”的一个顶峰时期。

一个窑系的诞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广袤的松树林,这是必不可少的燃料,也只有松树枝才能让窑温达到1200度以上。二是要有瓷土。三是有河流,最好靠近或能直达黄金水道,这里是水运时代的运输干线。这一片土地三者兼具,剩下的就是窑工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去。南唐之时中原战乱,偏安一隅,相对安宁,中原窑匠纷纷避难于此,也带来了治窑技术的交流和提升。

黄矞的陶瓷专著《瓷史》说:“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之。”说的大概就是现在的山岗古窑址群中所生产的精品。

在山间走一遭,所到之处,全是残碗断壶及生产的模具。其中叠烧堆积在一起的瓷碗最为普遍,现在在窑址仍可捡拾到“千秋万岁”之类款的执壶残件。遗址中的器物,即窑址器,是古代窑工就地抛弃的残次品。不是缺釉、残损就是烧结,绝难找到一件没有瑕疵的器物。完美的器物也有,要么在河底,要么在码头。但残件自有残件的乐趣。一位很有情趣的朋友在山岗下面的茆市湖,幸运地捡到一碗一壶。虽皆有残缺,但通体清翠欲滴。置于书桌,壶植青浦,碗作水盂,真有“闲情聊自适,幽事与谁评,几上玲珑石,青浦细细生”的韵味,引得人好生羡慕。

因新冠肺炎去世的天才画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寿祥,生前也是宣州窑的忠实粉丝。他的静物画中有不少“宣州窑”的唐代酒壶的身影,这让他的水彩画更加蕴含了东方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调,直指人的灵魂。

五、宣州官窑

小河口和山岗窑址群附近,包括固城湖周边如黄泥宕,狸头桥及水阳江左岸的东门渡窑址生产的是一种极为粗糙的瓷器,代表器型应该是“韩瓶”。这种器型产量特别多,年代应晚于小河口和山岗古窑址群,在宋至明期间。有许多窑口在修路时被挖开,里面有成百上千没有出窑的瓷瓶,粗糙不堪。按照一般的规律,后代的产品应优于前朝,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技艺,质量应越来越好。但在瓷器上却不是这回事,一个顶峰过去后,却很难再逾越,有的同样的窑系,衰落期的产品和顶峰期大相径庭。韩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小口、鼓肩、修腹、平底的陶瓶,也是狸桥地区最多见的古窑器。

在东门渡古窑址群发现有刻“宣州官窑”款器物,曾引得许多人揣度。嘉庆《宁国府志-食货志》载明代贡目十二,其中有“官瓶”一目。

那么,宣州窑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实际上它署官窑款的产品远没有有些无官窑款的精致。其实,官窑不是不计成本追求品质的御窑。在宣州窑址群两个高峰期的瓷器,恰恰没有“宣州官窑”款,赫然戳有宣州官窑款的则是与当时的酒类专卖制度有关,或民造官用,或官搭民烧。

在宋代,酒是官府专卖的商品,这种制度即“禁榷”,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酒的酿造、贩卖为官府严格掌控。那么,酒瓶的烧造,同样也是在酒务控制下的窑场进行。“宣州官窑”款酒瓶的意思就是宣州酒务控制下的窑场所生产的。

其实自汉以后,代有酒禁,宋法独严。犯私麯多者,罪至弃市。宋洛阳人柴巽任左殿直,就在宣城属镇符里(今东门渡)总辖酒税。

南宋前期,军队专擅酒利,也是普遍情形。南宋“中兴四将”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的军队,均有可能酿过酒,也卖过酒,卖酒当然要有酒瓶,朝廷曾把金宝圩对面的永丰圩(现属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赐给韩世忠作为私有,韩就地酿酒赚取军费就顺理成章了。酒酿成后要有酒瓶灌装,制作酒瓶的窑厂当然愈近愈好。也有一种说法,这种瓶之所以叫韩瓶,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背嵬军行军时的水瓶。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设有“韩瓶”专条记之。

韩瓶有大有小,大的约产自北宋末年,到南宋就越来越矮小。酒是论瓶卖的,酒瓶变小,官府的利润就变大了。水阳江开卡,在原卫东街的上街头发现一个堆满韩瓶的仓库,几千个,这大概就是当时的酒物专门店了。也有人说这里是管家槽坊的原址,也就是现在白酒生产的明星企业驰名全国的安徽宣酒厂的前身。

又越千年。

宣城县二轻局于1962年在水阳江畔的小河口创建了地方国营企业性质的窑厂,这应该是新时期的“宣州官窑”,高峰期有工人200多,目前老窑厂的工人还有60人。最后一条龙窑坚持到2000年左右才熄火,如今依稀可见。现在已是荒芜一片,茅草丛生。

六、古窑兴衰

相传许旌阳来到符里镇(今东门渡)游山南,于窑旁置铁符,断自符以东是地当出至宝,其土可以陶埏为器,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今窑皆出铁符之东。

宋建中请国改元,左殿直柴巽,总辖酒税,在符里镇建了一座许真君祠堂以示纪念。

如果许真君是得道之前来的宣州符里镇,那么,宣州设窑烧造应不迟于晋代。

2019年秋叶渐枯之时,当地文物信息员,资深宣州窑研究者宣城宣州窑研究会秘书长周善喜,在原东云村境内发现了两处有成堆的麻布纹陶片。从纹饰、质地、残片的造型及窑具窑烧土初步判断,这是两座完整的汉代古窑址遗址,最晚也要到东汉。且据他向区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方圆不止这两处类似古窑址。如果成立,水阳江畔的这片区域烧窑历史又将向前延伸数百年。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

那么,宣州窑又是如何走向消亡,最终一层层蒙上它的面纱的呢?

周善喜认为宣州窑的没落与水系的改变和水位的提升有关。

水路相对于古窑址来说就是财路、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紧靠水阳江黄金水道,成就了这片区域窑瓷业的发达。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洪水也让这片区域窑瓷业转移直至消失。

2013年水阳江开卡出现了河底挖宝。同样,2013年牛儿港节制闸建造时那三口古井和一大片堆场也在河底。

有一种可能,唐朝末年,宁国节度使杨行密,为争夺地盘,与淮南节度使孙儒混战。宣城县志载:景福元年(892年),孙儒攻杨行密于宣州,有黑云如山,浙下坠于儒营上,状如破屋。占曰:“营头星也”。后儒败死。杨行密的部将石濛在胥河之上创筑“鲁阳五堰”,利用胥河以运军粮,水位抬高,小河口古窑址和堆场被水淹没而废弃,窑厂向上游山岗茆市湖方向迁移,就形成了后来的山岗古窑址群。

500年后。明正德七年(1512),为绝苏锡常地区水患,东坝坝基再次加高三丈,汛期,水阳江南来滔滔洪水不复东行,造成宣城、高淳、当涂诸县大批圩田沉没。同时也切断了宣州古窑址通太湖流域的便捷水道。

也就是 ,唐末的战乱导致了小河口古窑址沉没于水下。明正德七年,东坝加高三丈,水阳江固城湖水域水位再次提升,至此,每逢汛期,宣州窑窑口大多受洪水的淹没,不复兴旺。

这里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期待着有关部门和研究者的跟进。

当然,如今,历史真相已很难一下子作出定论。宣州窑的神秘面纱,只是被掀开了一角,千年的冰山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等待人们去发掘。这是历史财富,也是现实的挑战。

从已知的窑址作出符合逻辑自洽的判断,也是追究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即便有一天对其中一座完整的古窑址进行一次全面的发掘,在当前历史材料非常匮乏的前提下,也不能一下子复盘宣州窑的本来面目。

留下疑问,充满未知,反而能吸引更多宣州窑研究者乃至历史爱好者,更加关注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我们可以从窑炉作坊的构建,文化层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边环境对窑业生产的影响。从人文技术条件,销售路径市场,甚至中外交流,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等。著名的古窑址研究专家李广宁,张勇等曾多次来到这里作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全力推进了宣城宣州窑研究会的成立。

七、待解之题

爬上堆满瓷片的窑址,翻检着一片片静躺了千年的古瓷片,仿佛翻开一页页封存多年的线装书。细风和煦中与先人的智慧和往古的社会文明相触碰,无声的交流和沟通,不知不觉开启了久已关闭的心扉。对曾经历过火与土洗涤的这片土地,由然而生一份敬意和眷恋。

从这里,一捧土,千淘万洗,千锤百炼。借助火的威力,又装上木船,扬帆碧波,踏进每个家庭的厨间庭堂。有的甚至驶过蔚蓝的大海,远航到大洋彼岸,不能不让人神思飞扬。

在这里,可以充分领略每一片瓷片的独特魅力,在悠悠逝去的岁月中,找寻古人的印记。

试想,我们可否绘制一张水阳江畔窑址图,给人一个明确的空间概念。人们可以凭着这张图,用GPS导航找到一个个曾经烟火熏天的窑包。让历史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为人们的休息旅游、猎奇探险、田野研究与古人的艰辛生产搭建一个连接的平台。当然文物部门也要多设置一些文物信息员的公益岗位,发动群众加强文保力度。

明月不染沧桑之迹,草木应知世事轮回。

细细的品味中,有可能,历史的火与土的燃烧会把现代人长居水泥森林的身躯弄得激情沸腾,生出高山仰止之思。

因为每一个遗址和随之出土的件件器物,都是先人们在此活动的见证。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窑口生产情况,揭开宣州窑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可靠的实物依据,走进一步,也许就是我们找到贴近自然,对话先贤的切入口。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只有艺术品才能证实,在时间的洪流里,人类确实发生过一些事。

这是我们今天,无论是寻古访幽,还是历史研究,走进这片土地,去触摸古宣州窑那一点点的余温,最有文化内涵,也最有意义的诠释。

宣州窑在中国两千年的瓷器历史长河中,曾经辉煌的存在,现在不够璀璨夺目,是因为神秘的面纱还没有真正掀起来。(文/时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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