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齐家文化中晚期大致相当，两支文化存在交流的可能。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成为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及中西交流问题十分重要的内容。本文认为大约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向西南扩张的二里头文化开始与东扩的齐家文化在丹江上游有所交集，约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二者在北线也开始交流。而东龙山类遗存成为了二者交流的关键媒介甚至是交流的结果。二里头文化中花边口沿圆腹罐应该是从西北地区传入的，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崛起过程中，齐家文化技术输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反之，二里头对齐家文化的输出基本是以绿松石铜牌饰、壶形盉、牙璋等包含礼制内涵的重要器物。换言之，二里头文化向外扩张或文化输出的是其逐渐成熟的礼制文化或者礼乐文明。
齐家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一类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近年来民和喇家遗址、临潭磨沟遗址等齐家文化重要遗址的持续性发掘和重要收获引起学术界对齐家文化的更多关注。尤其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测年都有新的数据公布，因而引发关于两个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及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更深入探讨。笔者以为，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测年数据，使用相同测年方法的数据进行比较是必须的。巧合的是新旧测年数据都表明：整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齐家文化的中晚期是同时的，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交流的可能。而二里头文化时期恰恰是中国早期王权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齐家文化则在时间上横跨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地域上连接西北和中原地区。因此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及中西交流问题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梳理之前的研究，笔者发现学界对两个文化的交流做专题研究的并不多，本文试就两个文化交流的内容、路线及中介等问题做综合分析。
一 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内容
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对此主要可从发现于两地的一些类似器物入手，如绿松石铜牌饰、束颈花边口沿罐、壶形盉等。韩建业先生曾指出，花边束颈圆腹罐其实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就长期流行于西北老虎山文化、菜园文化的一类器物，龙山后期扩展至甘青的齐家文化、关中的客省庄文化及王湾三期文化的几个遗址中。二里头文化一期大量出现的这类罐是齐家文化东扩与新砦类型碰撞的结果，虽不排除继承早先渗入洛阳盆地同类器的可能性，但主要为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初从甘青—关中一路传入。随着近年来对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与中原本土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互动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更具说服力。笔者曾就壶形盉这类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专文研究，认为壶形盉最初可能源于东方海岱地区的陶鬶，在石家河文化中基本形成雏形，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形成二里头文化独具特色的一类陶礼器，之后又传播至齐家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冶炼、铸造确实是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在当时达到了超越其他地区的最高水平。对于二里头文化青铜文明的崛起，在技术层面上学者一般认可除了对本地仰韶和龙山时期铸铜经验的继承外，更多地从西北地区获得，尤其齐家的文化技术输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二里头文化中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这种类似器物近年在天水地区也有发现，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铜牌饰和天水地区的铜牌饰是何种关系？铜牌饰真如个别学者认为的：也是和花边圆腹罐一样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文化因素吗？绿松石铜牌饰，顾名思义由绿松石和铜牌饰两种重要物质组成，以往多是从分析铜牌饰的结构、造型等考察这一器物，而对于镶嵌的绿松石重视不够。笔者近年对绿松石有一些研究，这是一种史前至三代时期均被先民珍视的重要物品，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为本地制造无疑义，追溯其来源，二里头文化之前，绿松石使用最广泛的三大区域是中原、海岱和甘青地区，中原文化系统裴李岗文化、陶寺文化均十分盛行绿松石。二里头文化时期更是进入鼎盛时期，从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绿松石器及专门加工绿松石的作坊可见一斑。这一行业从矿料运输到加工制作应该都是国家掌控。中原文化区发现的绿松石产地来源，学者的研究倾向其自陕西白河经湖北鲍峡、云盖寺、郧县竹山至河南淅川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西安东南的商洛地区正处于这一绿松石矿区的北矿带，近年这一地区持续开展了田野工作，其中的洛南河口遗址，从发现的陶片、开采工具的年代以及碳十四测年等资料判断，其开采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延续到春秋时期。而商洛地区和二里头遗址之间有方便的交通可达，所以二里头绿松石原料的来源很可能就有商洛地区。总之，二里头铜牌饰使用绿松石的传统、绿松石的原料均可能源于中原地区。铜牌饰上绿松石的制作技术，主要使用了浅窝镶嵌和使用胶粘剂的平面镶嵌技术，而这两种镶嵌工艺可能来源于海岱地区，并且向其他地区传播。齐家文化店河遗址小陶器上的绿松石片正是利用粘胶剂的平面镶嵌技术，这或许正是中原技术传播的结果。而天水发现的绿松石牌饰，学界普遍认可其整体形制、风格和二里头遗址M11∶ 7近似，年代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天水铜牌饰的纹饰仅上部羊角的卷曲纹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两件不同，下部还是相同的，总体制作远远不如二里头精致。综上，笔者认为天水青铜牌饰从年代、制作技术等方面看，更可能是受到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并吸收当地因素而制作的器物。二里头文化的确吸收融合了许多文化因素，并且加以改造创新，即所谓的扬弃，这也是二里头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许多新器物正是在这种扬弃理念下形成的，壶形盉、铜牌饰都是如此，而之后其他地区出现的同类器则恰恰是二里头文化强势扩张对该地区影响的模仿制作。
二里头遗址铜牌饰和龙形饰上绿松石的排列、镶嵌技术均已经十分发达。就目前发现的15件铜牌饰来看，年代没有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牌饰中被认为年代最早的一件是天山北路一期。天山北路一期年代宽泛，下限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尽管不排除其等于或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可能，但是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和天山北路墓地的铜牌饰形制特征差别巨大，后者也无绿松石出现，将二者联系起来还缺乏很多环节。反而四川盆地出土的3件铜牌饰中有2件没有镶嵌绿松石，整体风格上与新疆这类牌饰较为接近，年代最早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多数属于商代，和新疆出土的几件年代也相近。笔者认为，考虑到四川盆地和甘青疆地区交流的方便性，这两个地区的铜牌饰互相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四川和新疆铜牌饰的来源，不排除是受到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而产生，或许还有其他来源或多种因素综合而出现。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交流的两个关键遗址即东龙山和老牛坡都出土了绿松石器，尤其老牛坡遗址除了常见的绿松石珠还有一些绿松石块，最小的不及1厘米，且均出土于墓葬中，可见在生前是十分珍视的。考虑到大遗址的矿料来源地一般不是单一的，而且新疆和青海地区存在绿松石矿，所以不排除在二者交流中有西部矿料运输至二里头遗址的可能。
二 交流媒介——东龙山类遗存
探讨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从空间来看绕不开两地区之间的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除了客省庄土著文化外，还有一些与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遗存，无疑它们是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年代稍早的遗存主要集中于甘肃东部地区，包括泾水、渭河、西汉水上游地区，具体来看有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第七期遗存、傅家门遗址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隆德页河子龙山晚期遗存等。同时自齐家文化中晚期，在关中西部出现川口河类遗存，在关中、陕南一带出现东龙山类遗存。早期这几类遗存不属于齐家文化，它们恰恰是齐家文化向陇东、关中西部渗透的体现，特别是这个时期对其东北鄂尔多斯地区甚至再南下对晋中地区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川口河类遗存与甘肃中部及以西地区齐家文化中秦魏家类型相似，但是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这批遗存的年代相当于齐家文化的中期或略偏晚，可称为齐家文化的一个类型——川口河类型。限于篇幅和本文探讨的主题，在此主要谈谈东龙山类遗存。
东龙山类遗存是指以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西安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为主要代表的一类考古学遗存。张天恩先生最早识别出这类遗存的特殊性，并将此类遗存命名为东龙山文化；韩建业先生认为这类遗存就是齐家文化；由于东龙山遗址发掘稍晚，学界探讨更多的是老牛坡遗址的这类遗存，井中伟先生认为以老牛坡类型为代表的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是一支独立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同意暂时将其命名为“老牛坡类型”。该文化早晚两期的遗存是渐变发展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加以考虑，主体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上限或比二里头文化一期更早些，下限应进入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段天璟先生认为至少“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的早期或曰其主体属于客省庄文化西山坪期或其后裔，而“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的灰坑中陶器与二里头联系紧密，与华县元君庙M451、华县南沙村H11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灰坑和墓葬代表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3座灰坑应属于二里头文化。
笔者基本赞同张天恩先生的意见，即将这类遗存独立，既不属于齐家文化也不属于二里头文化或者客省庄文化。除了东龙山遗址的夏代早期遗存和老牛坡遗址“远古类型文化”外，还包括华阴横阵M9、蓝田泄湖T1④M3等遗存。其中老牛坡遗址的这类遗存作为一个整体，不宜割裂开来考虑。但是关于华阴横阵M9和蓝田泄湖T1④M3的年代稍有不同的认识。横阵遗址两件花边单耳罐（图一），报告作者和张天恩先生均认为和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相似，所以据此将这个单位从原报告的龙山晚期遗存摘出，认为时代较晚。然而这一认识是基于花边罐是二里头文化一期显著特征的旧认识得出的，过去学者常常见到花边罐就认为属于二里头时期了。但是目前来看，在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和周边如老虎山、齐家文化早中期遗存中均有花边作风。仔细比较发现，横阵M9花边单耳罐在二里头文化一期罕见同类器，在二期以后才可见到，而且特征有一定差别，横阵的花边单耳罐腹部略深而显瘦长，而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则腹部多圆鼓，导致差异的原因除了地域，更可能是年代不同，尤其泄湖M3∶ 1这件单耳罐年代在齐家文化分期中属于较早的。笔者认为横阵M9和泄湖M3的年代不会晚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所以这两个单位的年代应该是和该遗址的客省庄文化晚期年代大致相当或稍晚。
东龙山类遗存基本由三种文化因素构成。其一，来自齐家文化的因素，如墓葬和灰坑中的高领折肩罐、双耳罐、三耳罐，墓葬随葬石璧的葬俗等；其二，二里头文化因素，如白陶爵、觚、大口尊、圆腹罐，玉器中的玉牙璋、玉戚、石圭等；其三，当地客省庄文化因素，如单把绳纹鬲。正是因为该类遗存由不同的文化因素构成，所以导致目前对其性质认识不一。我们认为，判断一个遗存的文化性质，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因素的组成，更主要的是看基本的陶器组合中各个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并综合分析其时空分布。
首先，以遗存丰富的老牛坡为例，陶器组合主要是以陶罐为主，还有盘、杯、碗、盆、器盖等。3座灰坑以出土束颈圆腹花边口沿罐最为突出，墓葬中除一件陶杯外，其余均是陶罐，包括无耳罐（和齐家的侈口罐相同）、单耳罐、双耳罐、三耳罐。发掘报告特别强调鬲片不见。可见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归于以单把绳纹鬲和单把蛇纹鬲为典型器物的客省庄文化。所谓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是指出土的束颈圆腹花边口沿罐，而此类器物却可能正是来源于西方的齐家文化。3座灰坑中的花边口沿罐器形偏瘦长而非圆鼓，口沿较直，外侈不甚且口径均小于腹径，此类特征显然更接近齐家文化因素。其余几种器物所占比例极少，不能以此定其性质。墓葬出土的各类带耳罐在数量上占绝对大宗，且和齐家文化同类器非常相似，加之墓葬中随葬石璧的葬俗也和齐家文化典型遗址皇娘娘台相同。由此，这类遗存和齐家文化的关系最密切。
其次，关于东龙山遗址，报告称为夏代早期遗存。其陶器以灰、灰褐以及黑陶为主，纹饰以绳纹最多，器形以陶罐和陶盆为最多，口沿带花边者45件，占全部器物的比例是13%，口外或腹部有鸡冠状双鋬的30件，占可辨器物的8%。其余鬲、甑、觚、大口尊均复原1件，其他为数件陶器残片；鼎、盉仅发现残器三五件；爵仅发现器足1件。将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相似特征较多，纹饰均以绳纹为主，灰陶占的比例均较高，器物口或腹部饰鸡冠状耳，尤其东龙山大量的圆腹罐和二里头文化相似度极高。另外，M83墓葬中发现随葬的玉牙璋、玉钺（原报告称玉戚）、石圭则和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图三，图四） 东龙山遗址相比老牛坡，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该遗址中发现的一件绳纹单把鬲属于典型客省庄文化，双耳罐、三耳杯等器物的形制也都与客省庄文化接近。而东龙山遗址中也有齐家文化因素，如高领双耳罐、随葬石璧的葬俗等。相对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的影响要比齐家文化更大些。
至此，我们认为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尽管有二里头文化的较多因素，但是其并不具有二里头文化的典型特征，这类遗存陶器组合不见二里头典型器三足盘、深腹罐、刻槽盆等，也不见器壁常饰麻点的作风，整体纹饰差别也较大。同样，老牛坡遗址和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却又不同于典型的齐家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东龙山类遗存远处于齐家文化分布范围的东部，如果说川口河类型勉强可以算作齐家文化的东部类型，那么东龙山类遗存应该更边缘化。其从文化内涵和空间分布上都不能归属齐家文化了。
东龙山类遗存的年代可以从同类器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分期及其在齐家文化中的分期来估定。东龙山遗址出土一件大口尊（IIIT14②∶ 5） 大口外侈，斜折沿，方唇，深腹，腹壁近直，上腹有两道索状堆纹。此类器物无折肩，和二里头遗址大口尊并非同类器，和二里头大口缸相类，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缸（IIIH232 ∶ 11） 的形制特征相近，而且其底部内凹的作风是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常见特征。东龙山大量圆腹罐的绳纹、圆鼓腹、多圜底或平底内凹，显然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同类器的典型特征。另外和东龙山M83 出土的玉钺、玉牙璋及石圭特征相近的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多在二、三期出现，其中玉钺早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就已经出现，玉牙璋和玉圭在三期出现。
老牛坡遗址中齐家文化因素占的比例较大，根据齐家文化中高领罐和大双耳罐的早晚演变规律，目前86XLI1M1∶ 1（图五） 是老牛坡遗址中所见到的年代最早的高领罐，其形制和秦魏家遗址下层M106 ∶ 5 （图六） 近似，而88XLI2M1∶ 1（图七） 是老牛坡年代较早的双大耳罐，其和秦魏家遗址下层M134∶ 4（图八） 近似。秦魏家遗址M106、M134属于齐家文化中期。值得注意的是，老牛坡报告所言的I式双耳罐86XLI1M2∶ 4（图九），侈口，长颈，圆鼓腹，自沿下至上腹置两个对称的宽扁状拱形耳，这类陶罐在东龙山遗址也大量见到，同时在蓝田泄湖遗址也有见到（T1④∶ 4）。（图一〇）仔细比对，和齐家文化多个重要遗址出土的双耳罐均不相同，老牛坡报告的II式双耳陶罐是齐家文化中常见的小双耳罐，前述的88XLI2M1∶ 1则是甘肃齐家文化常见的大双耳罐。而此类罐在川口河类型中也没有见到，仅在喇家遗址见到一件类似器（F3∶ 25）。（图一一） 由于喇家遗址发表陶器资料不多，在独此一件的情况下，目前不能说此类陶罐乃甘青齐家的典型器物。加之目前这类齐家变体的双耳罐仅在东龙山类遗存中大量发现，笔者认为这类器物很可能是齐家文化到达关中东部和当地文化融合之后的变体。所以这类陶罐的年代应不早于M106的年代。老牛坡东龙山类遗存出现的时代也应该不早于M106的年代。
综上，笔者认为东龙山类遗存的年代，主体不早于齐家文化中期，个别遗址如蓝田泄湖和华阴横阵的一些遗存或许比中期再早些。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比，其主体约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部分可至三期早段。
三 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流路线
自齐家文化早期，齐家文化势力可能已开始向关中地区渗透，中晚期在关中西部出现的川口河类型正是齐家文化向东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由甘肃天水到达关中西部宝鸡最近的通道是渭河峡谷，其间险峻难行，战国秦汉以后开凿有栈道。其实甘肃临洮至关中的凤翔最常用的一条古道则是唐时期著名的“唐蕃古道”的东段，即从甘肃临洮、陇西到天水的清水县或张家川一带翻越陇山，再沿汧水河谷的陇县、千阳而至关中西部的凤翔。秦汉时期甘青及新疆地区和关中的沟通除了上述的唐蕃古道所走的汧水河谷，更多的是经由平凉地区，由泾水河谷再经乾县、礼泉直达关中东部。两汉时期无论汧水谷道还是泾水谷道其实都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属于庞大的交通网络，仅仅东段就有诸多分支路线。近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表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在青铜时代甚或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已经被先民利用，甘青、新疆和西藏则是东部的中原地区和西部的中亚、南亚地区交流的中间枢纽。西安以西的丝绸之路的路线学者研究较多，在此暂就齐家和二里头文化交流的东段路线进行探讨。齐家文化由关中到伊洛盆地中原核心区的通道，陈小三先生指出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顺着伊河和洛河，与二里头文化的腹心地域进行文化交流；另一条是沿着丹江南下，直接到达南阳盆地。结合东龙山类遗存的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及笔者2017年8月在豫西、商洛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除了陈小三先生所提到的两条路线，还有另一条历史时期两京间的东西官道，不妨称前两条为南线，后一条为北线。北线，西安向东北过潼关、陕县进入洛阳盆地。南线，西安向西南过蓝田县至商洛地区后，其一沿丹水至南阳盆地并影响颍汝下游地区；其二沿洛水直接入洛阳盆地。
北线具体是：从西安至渭南、华县、华阴经潼关、灵宝、陕县、三门峡市、渑池、洛阳新安，最后达洛阳盆地（大致今天陇海铁路线西安至洛阳）。北线的形成至少自西周始，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鉴于西安洛阳长期都城的地位，北线沿途常设有驿站，是东西通行的官道。前辈先贤已对汉唐时期洛阳、西安间古道做过不少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西安至陕县正如上文所言，大概与今陇海铁路线同，过潼关后至陕县间古道在今铁路线北。陕县以东至洛阳又分南北两路，北路经渑池、新安至洛阳，大概沿今铁路线。南路由陕县东南至洛宁县，大致沿洛河支流永昌河过雁翎关至洛宁三乡，后沿洛水河谷至洛阳。历史上多数时间以北路为主，但是南路在唐代是主道，可考证的馆驿有11处，北路却不常置驿，行军为多。
根据学者们对历史时期北线两京间交通路线及其变迁的研究，利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对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关中和洛阳的交通线路也可详细考察。出洛阳盆地西行，目前在渑池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渑池郑窑、鹿寺，两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较早，可早至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主体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最晚或到三期早段。再向西在陕县西崖村、七里铺、三门峡南家庄也发现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西崖村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和郑窑遗址大体相同，主体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部分可早至一期；七里铺遗址总体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而南家庄遗址则属于四期，个别或早至三期。陕县再向西，灵宝境内目前尚无正式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根据河南文物地图集的资料，灵宝境内高瑶遗址和阎家坪遗址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但尚无法判断更细分期。潼关以西至西安一带，目前有华县南沙村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华县元君庙仅有M451可能属于二里头时期遗存。南沙村下层属于二里头文化，南沙村下层H11和H12根据出土器物形制，结合纹饰、陶质、陶色并和二里头遗址典型同类器物相比，可判断南沙村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在三期晚到四期末。由北线上各个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初步判断，二里头文化于一、二期已到达三门峡陕县地区，但可能并未继续西进，其西扩进入潼关以西则是在三期晚段以后了。而分析渑池和陕县地区二里头遗址的位置，笔者认为其更可能是二里头文化进入晋南运城盆地的重要中转。因此二里头文化一至二期，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交流很可能未使用北线。
南线由关中翻越秦岭至商洛地区后，商洛地区到达洛阳盆地有一条便捷的水路，沿洛水（今洛河） 而行，即从商洛地区沿洛水而下经河南卢氏、洛宁、宜阳而至洛阳盆地。洛河古今河道变化不大，自洛阳市沿洛河上行，仰韶至二里头时期的遗址均分布于河旁台地之上，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的资料，宜阳、洛宁、卢氏境内洛河两岸龙山文化、商代的遗址多达近百处。这些遗址多数文化内涵丰富，包含龙山和商代两个时期遗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出版较早，限于当时的认识，其中不少龙山文化、商代遗址其实属于二里头文化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例如洛宁县禄地遗址、坡头遗址等均属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商洛地区除东龙山遗址外，在洛南县古洛水附近还发现含有东龙山类遗存因素，同时又有较多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龙头梁遗址。因此从考古发现看，通过古洛水这一水路实现二里头文化和东龙山遗存之间的互动交流是成立的。
南线中另一条路线由关中翻越秦岭至商洛地区后，沿丹水到达淅川进入南阳盆地，而后再进入洛阳盆地。历史时期南阳盆地至中原的交通路线，王文楚先生指出有二：其一过方城隘口、平顶山，北行经新郑可至郑州，东北行经许昌、尉氏县可至开封，命名为方城路；其二是出南阳盆地顺白河、口子河河谷穿越鲁山经临汝、伊川进入洛阳盆地，北魏后名为三路。他通过文献、金文资料证明这两条路线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拓成途。
需要说明的是，经方城路到洛阳盆地，过平顶山后可能是向西北行，经汝水、伊水流经的山间谷道而至洛阳盆地，继续北行，经郑州、荥阳也可达洛阳盆地。过方城隘口，经平顶山、汝阳、伊川进入洛阳盆地的路线，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存在。二里头遗址在伊川、平顶山均有分布，而且在嵩山南麓颍汝河上游，自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已有较多遗址分布，沿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伊川南寨、白元，汝州煤山、李楼、鲁山杨南遗址等。方城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最早的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南阳盆地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主要是三、四期，最早也是二里头文化二期。淅川下王岗遗址中个别早至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因素仍属于当地龙山文化遗存的延续，是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所致。由沿路二里头文化遗址年代，经洛阳盆地入南阳盆地并经丹水进入商洛地区的路线可能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已开始使用。
三路历史时期长期使用，十分重要。出洛阳盆地，过伊川、汝州这段和方城路是重合的，不同的是这条路线向南进入鲁山河谷地带，经今鸭河、白河进入南阳盆地。进入鲁山河谷后路程以山路为主，考古工作不多，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因此三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开始利用，尚无法确认。
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交流中最早使用的可能是南线古洛水水路。前已论述商洛地区是二里头绿松石手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地之一，根据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绿松石器的年代，推测商洛至二里头之间绿松石的运输道路在二期或之前已经使用。东龙山遗址早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了，这可能也是二里头文化扩展至此的最直接证据。二里头文化沿洛水进入商洛地区最初的动机就是获取绿松石资源，和早于其到达这里的齐家文化接触后形成东龙山类遗存，这也是东龙山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因素浓厚的原因。遗憾的是洛河流经的宜阳、洛宁、卢氏等县市经正式发掘的遗址很少，这一水路在二里头时期最早使用的时间和变迁等问题，尚待田野材料的细化和补充。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东龙山类遗存已被二里头文化代替，南北二线共同使用，更扩大了两支文化的交流。
总之，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交流，二里头文化中花边口沿圆腹罐的来源之一正是齐家文化，二里头青铜工业也深受齐家文化技术层面的传播影响。大约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向西南扩张的二里头文化开始与东扩的齐家文化在丹江上游有所交集，约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者交流的北线也同时使用。而东龙山类遗存成为了二者交流的关键媒介甚至是交流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对齐家文化的输出基本是在三期后，以绿松石铜牌饰、壶形盉等包含礼制内涵的重要器物为主，其向外扩张或输出的是二里头文化逐渐成熟的礼制文化或者礼乐文明。（作者：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丽玲 洛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