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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清凉寺汝窑的考古发现






[日期:2019-08-02] 来源:老窑  作者:佚名 [字体: ]

 

    清凉寺瓷窑遗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城西20公里的大营镇清凉寺村及韩庄村,占地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文化遗存保存较好、文化面貌最为丰富的窑址。从宋初到明代有500多年的烧造历史,这里又是北宋五大名窑之首汝窑所在地,对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具有较大的影响。

      一、清凉寺窑与汝窑

      陶瓷界对汝窑汝瓷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汝州一带北宋至金代的青釉瓷统称为汝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只有天青釉才是汝瓷。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发现10余件天青釉御用汝瓷,因其和传世汝瓷一样,所以认为汝窑就在清凉寺。但这次发掘并没有发现烧造这些瓷器的窑炉和作坊,直到1999年至2002年在清凉寺村中发现烧造汝瓷的窑炉、作坊等遗迹,才确定了汝瓷中心烧造区。为了将汝窑汝瓷与其他青瓷有所区别,遵循考古惯例,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将宝丰清凉寺窑址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烧制御用天青釉汝瓷的清凉寺汝窑,另一部分是汝窑烧造区以外烧制青瓷、白瓷、钧瓷、黑瓷、白地黑花、白釉珍珠地和三彩等窑为清凉寺窑。清凉寺瓷窑址包含汝窑。









      (一)区域划分、民窑区考古、汝窑考古

      依据地形、地貌将清凉寺窑址划分为4个区,一、二、三区为民窑烧造区,四区为汝瓷中心烧造区(即汝窑)。汝窑位于清凉寺村中、北部,面积约4800平方米。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发现10余件天青釉御用汝瓷,初步认为,汝窑在宝丰清凉寺。1998年年底,找到了汝窑烧造区。1999年至2002年,在汝窑中心区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清理揭露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9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作坊具、窑具和瓷器等各类文物及标本近150万余件(片),主要是出土了大量的天青釉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中所未见。

      (二)汝窑汝瓷的烧造年代

      在清凉寺窑址尚未发掘之前,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汝窑址发现后,叶喆民依据文献记载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李辉柄提出汝窑就是官窑,烧造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1111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5年),其间仅有14年时间。根据汝窑考古发掘的地层和遗迹的相互叠压关系,汝窑的生产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青绿釉刻划花为主,满釉支烧的不多,支点较大,作不规则圆形。重要的是,在地层和窑炉内出土的钱币皆是“元丰通宝”,证明汝窑的创烧时间不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二阶段,依据汝窑停烧前作坊内出土的一枚“政和通宝”钱币,表明汝窑在宋徽宗政和年间还在烧造。由此可推定,汝窑的停烧时间在北宋末年。

      二、汝窑考古新发现

      2011年至2014年,为配合汝窑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汝窑遗址区进行了3次发掘,发掘面积近2200平方米。揭露的主要遗迹有窑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水井和灰坑等。出土一大批素烧器,与以往发掘不同的是素烧器占90%以上,成品器不足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素烧器不少器形在御用汝瓷成品器中不见。除此之外,还发现一批 “类汝瓷”和明代窑炉及瓷器,进一步丰富了清凉寺汝窑、清凉寺窑的研究内涵。

      (一)素烧器

      汝窑遗址前4次发掘出土遗物以成品器为主,约占99%以上,素烧器占不足1%,这些少量素烧器多出现在金、元地层和灰坑内,极个别的出现在汝窑停烧前的作坊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形在汝窑的成品器中不见,且流行于金代。2012年在清理展厅西墙地基时,发现了数十个素烧器堆积坑,出土素烧器约百万件(片),其中有些堆积坑地层清楚、数量多、保存完好(如H32),坑内出土素烧器近8万件(片),其中80%以上的器形在御用汝瓷成品器中不见。器形有仿商周青铜装饰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和有别于汝窑成品器中的圈足盒、花口水仙盆、碗、盘类器等。素烧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出土数量较多,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成品器。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收藏家中有成品器残件和完整器,皆认为出自汝州张公巷窑。过去陶瓷界认为这些素烧器是专为祭祀所用,没有施釉成品器,现在看来值得进一步发现研究。就现有收藏界这些成器标本看,它的胎、釉与汝窑有着明显差异,我们认为它不是北宋时期汝窑的产品。

      (二)“类汝瓷”




      2014年,在距离汝窑中心烧造区最近的一个探方的地层和灰坑内,发掘出土一种青釉瓷器(2011年发掘也出土有少量此类青釉瓷片),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堆积集中。从器形来看,此类瓷器明显继承了汝瓷的品种,有盘、碗、熏炉、瓶等,盘类约占出土量的90%,形体较大。这类瓷器釉色类似汝瓷,也有天青、青绿、卵青和月白,但釉色光亮,玻璃质感强,玉质感不及天青釉汝瓷,胎质细腻坚实,胎色灰白,少有香灰胎。这类青瓷既具有汝窑汝瓷的因素,同时也有汝州张公巷窑青瓷的某些特点,因出现在汝窑烧造区,为了和汝瓷、张公巷瓷有所区分,我们暂且将此种青釉瓷命名为“类汝瓷”。

      (三)元、明窑炉及瓷器

      2014年,在汝窑中心烧造区东南部,揭露出元、明时期窑炉3座,作坊2处等遗迹和瓷器,也是本次发掘的新发现。这些窑炉形制、结构基本相同,皆为马蹄形窑炉,形体较大,由烟囱、火门、窑床、火塘、窑壁、出渣道、出渣井7部分组成。其形状与禹州神垕2013年发掘揭露的明代窑炉类似。

      其烧造的瓷器除少量满釉比较精致外,都是轮制,比较粗糙;器形主要以碗、盘、罐等生活用品为主,釉色主要有黑、酱、黄等。残次品堆积区位于汝窑烧造区的西南部。清凉寺元、明时期窑炉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清凉寺窑的烧造历史、窑炉形制结构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新发现的年代与性质

      近年来,为配合汝窑遗址博物馆展厅建设,我们先后对汝窑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大量素烧器和 “类汝瓷”青瓷的出土,是这几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尤其是较多仿商周青铜礼器的出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关于它的年代是北宋还是金代,说法不一,我们根据地层、出土器物,结合其他资料,谈谈它们的年代、性质。

      (一)素烧器的年代与性质

      1999年至2002年,汝窑中心烧造区先后3次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出土素烧器极少,可复原仅3件,器形是盆和盘,分别出现在汝窑汝瓷的成熟期地层(第③、③B层)和汝窑停烧前作坊的釉料坑(F1K3)内,由此表明在汝窑停烧之前已经开始采用二次烧成新工艺。就现有材料看,汝窑前期还没有二次烧成技术。2012年发掘出土的这类素烧器比较集中的灰坑,位于元代层下(③层),其中有不少素烧器的造型与刘家门窑址北宋末年、东沟窑址金代完全一致。该坑内伴出的白地黑花碗和黑釉凸线纹罐残片等,为这批素烧器的烧造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南宋官窑出土的仿青铜瓶类器模具、素烧器与宝丰清凉寺窑出土的模具、素烧器几乎完全一样。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清凉寺窑出土的仿青铜素烧器不会早于北宋末年,至于私人藏成品器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这批素烧器皆模制,规整大气,工艺复杂,多数是分段模制,粘合而成,其性质大部分应该是用来制作官用瓷器。

      (二)“类汝瓷”的年代与性质

      “类汝瓷”集中发现于元代层下(③层)的灰坑和金代层(④层)堆积当中,北宋晚期层(⑤层)则仅发现少量典型的天青釉汝瓷,从地层关系来看,这种瓷器的烧造年代晚于汝窑汝瓷。从同地层出土遗物看,没有发现晚于金代的遗物,故“类汝瓷”不会晚于金代。“类汝瓷”所居位置是汝窑中心烧造区域,继承汝窑继续烧造御用瓷器是正常之事;这批瓷器器形大,规整,胎质细腻坚实,釉色莹润,满釉支、垫烧,根据以往判断官用、民用的标准,应是官用性质,至于是北宋还是金代的官用瓷器,还有待于继续发掘和深入研究。

      (三)元、明窑炉及瓷器性质

      根据地层和窑炉、作坊的分布及出土瓷器的特点,这些窑炉是以家庭为单位制作民用生活用瓷的。









      四、收获与意义

      三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素烧器的大量出土和 “类汝瓷”器物的出土,初步整理后认为,遗迹遗物的年代相同,皆应是汝窑停烧后的产物,年代大约在宋末或金代早期。素烧器的大盘、花口盘、莲花口盘,“类汝瓷”中均有出土,且大小一致,应该是“类汝瓷”盘的素烧遗物。仿青铜器的出戟瓶、长方形委角托盘、瓜棱瓶、荷叶形器盖、花口盒、花口水仙盆等,在汝窑遗址发掘中没有发现上釉烧成器。台湾私人藏家收藏一件长方委角托盘成品器,釉色和张公巷窑出土的瓷器釉色相近,因此,有关专家认为是汝州张公巷窑的产品,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张公巷窑的继续发掘和研究。这些新发现必将为汝窑、张公巷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重要材料。二是明代窑炉及瓷器的发现,丰富了该遗址的烧造内涵,弥补其烧造历史段的空白,对研究中原地区陶瓷烧造史具有重要意义。



















宝丰清凉寺汝窑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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