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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谢瑞华笔下的宜兴紫砂






[日期:2017-12-30] 来源:美籍华裔   作者:谢瑞华 [字体: ]

      宜兴位于江苏省太湖的西边,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不远。宜兴成为中国陶都,和它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宜兴山区产有大量的陶土,也有树木作为燃料。由于宜兴接近长江和上海等地,交通四通八达,产品很容易运销江南各地及海外。

      宜兴是中国的陶都,产品特别丰富,它的花盆很受盆栽爱好者的欢迎,大龙缸也是宜兴的产品之一。可是,宜兴最出名的,就是它的紫砂陶器;有文房用具,画家的用具,仿古的小摆设,鼻烟壶等等,其中最有名的产品,就是宜兴的紫砂茶壶。它不但样子美观,有一百多种壶式,而且耐用,泡出来的茶味特别好,并能保持茶的香味和温度。一个壶用久了,它的外面就有一层光泽,好像玩玉器的人每天盘玉盘出来的光泽一样,很受茶壶收藏家的欢迎。宜兴紫砂陶的特点,就是泥质好,塑性很高。陶土是在宜兴附近的山采掘出来的,经过锻炼,制成各种各样的陶器。这种陶土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明朝万历年间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第一本关于宜兴茶壶的书)就这样说:“相传壶土所出,有异僧经行村落,日呼曰卖富贵,土人群嗤之,僧曰贵不欲买,买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产土之穴,及去发之,果备五色灿若披锦。”宜兴紫砂陶颜色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有朱砂、白泥、有黑的、绿的,各种颜色的,另外一种叫“梨皮泥”,就是加砂和烧过的瓦片在泥内,烧后形成一粒粒的,象沙梨皮的模样,这种梨皮陶的砂粒有小的、大的,也有粗的。紫砂陶含有大量铁质,烧成后呈黑点。有的壶,外表光滑,尤其是专为泰国出口而作的壶,它们经过抛光,是特别亮的。

      宜兴陶器是用龙窑烧的,这种龙窑有两百多尺长,筑在山坡上,在远的地方看起来象一条龙一样,所以有此称。做好的陶器是用匣钵装的,这样烧的时候比较干净和安全,朱砂器通常用的温度是900℃,但紫砂器却要1100℃。

      宜兴陶艺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我们听过范蠡和西施到宜兴隐居,范蠡跟土人做陶器,现在的人还拜他为陶朱公。民国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在宜兴羊角山发掘了一些紫砂陶片,经过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的研究,初步鉴定为北宋中期及南宋时代的遗物,有些碎片是茶壶的各部分,有壶嘴、壶身,也有提梁壶(提梁壶柄子长,在壶的上面),这种提梁壶值得研究,因为苏东坡很喜欢提梁壶的。苏东坡喜欢宜兴,曾在宜兴买地,现在宜兴蜀山这个地名是他取的,因为这地方的风景与四川相似。

      宜兴做陶器的人,名字是有记载的。这里的陶人和景德镇造磁器的人不同,宜兴陶人有签名而后盖图章的习惯。宜兴茶壶有历史记载,是从明朝正德年开始的,离宜兴四十里有个金沙寺,有个僧人做茶壶有名,我们叫他金沙僧,他做的茶壶是怎样?因无传器,故不可考,只知道他的壶是用手捏的,也用指纹为标记。这个时候,有个文人吴颐山到金沙寺读书,准备考试,他的书僮供春一有空,就偷看金沙僧做茶壶,供春后来就成为做茶壶名家,但多数是后期仿造的。供春以后的五十年间,没有做陶器的陶人名字记载,但五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又有几个有名的陶人出现,像董翰造菱花壶,赵梁做提梁壶,还有元畅和时朋(时大彬之父),同时李茂林做小壶也很有名。最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作品传世。

《树瘿壶》——供春

      万历后期是宜兴茶壶的一个很重要发展时期,有大名鼎鼎的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等。这时期的壶已有很多种形状,有自然型和筋纹器。代表自然型有时大彬的葵花壶,由两朵葵花复合而成,他的学生蒋伯夸作海棠树杆壶,壶嘴及壶把作成树枝的形状,枝上有一只鹰,树下有一只熊,以喻“英雄”,海棠树则代表美人,故此壶有“英雄美人”之称,壶底有“万历癸丑”的年款,明朝陶人的签名是用楷书写的,用刀刻在壶底,盖章是后来的习惯。除了自然型,另外一种就是筋纹器,亚洲美术博物馆的白泥小瓜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是时大彬做的,很工整。时大彬做壶要求很高,不合意的壶通通被他打破。壶下面有一个楷书的款:“品外居士清赏己酉重九大彬。”时大彬先是做大壶的,后来他遇到陈继儒(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文人),陈继儒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用小壶品茶,因为小壶能保持茶的香气,时大彬受到他的影响,就造小壶了。这个款题上的“品外居士”也就是陈继儒,是时大彬为他而作的。时大彬也有造别的壶,香港艺术馆的僧帽壶是仿当时宣德窑宝石红僧帽壶(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件宝石红僧帽壶),这个壶上面有五瓣莲花冠,所以叫“僧帽壶”。但是,这个壶的形状是仿西藏茶壶的。永乐宣德年间,中国与西藏文化交流颇为普遍,所以有很多西藏的器物到中国来。美国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有三个筋纹型的茶壶,一个是时大彬高足李仲芳泰昌元年(1620年)所作的瓜壶;另外一个是与时大彬同享盛名的徐友泉仿古代青铜器的三足鼎形壶;还有一个葵花棱壶是沈子澈所作的,他与时大彬齐名,此壶有崇祯壬午铭(1642年),即明亡之前二年。香港北山堂藏有一个大彬学生陈信卿造的方壶,梨皮泥是特别精致的。这时有另外一个陶人叫惠孟臣,他是作小壶出名的,新泽西州的NEWARKMVSEUM藏有一个朱砂孟臣壶,壶嘴和壶把曾经破裂,被日本人用金漆修补。惠孟臣死后三百年,许多有孟臣款的小壶不停出现,直到现在还有,可知他的壶是多么受欢迎。

《朱泥梨式壶》——明 惠孟臣

      清康熙乾隆时代是宜兴紫砂茶壶第二个发展时期。这时宜兴茶壶宫廷里面也有,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个宜兴壶,外面有画珐琅花卉装饰,壶底有“康熙御制”的款,这时候的壶比较重视外面的装饰,但有些是沿明朝的形状,象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梨皮水仙花壶,这壶是筋纹式,但有一样与明朝不同的地方——作者许晋侯不用楷书签名,而用图章。清初以后,盖章风气比较普遍。

      这时自然型的紫砂器相当发达,陶人陈次伟所作的葡萄杯是特别有意思的,葡萄的叶子、果子、松鼠表现逼真。这种葡萄的叶子比较长,果子数量较少,是标准江南品种之一种。

      康熙到雍正年间,最有名的陶人就是陈鸣远(号鹤邨),在宜兴陶人中,除了惠孟臣,陈鸣远可算是被后人摹仿最多。陈鸣远以技术精湛及富创新精神著名,很受当时文人欢迎,他多才多艺,除制茶壶外,还造士人案头摆件及小型象真果子,如栗和花生等。陈鸣远制的茶壶什么形状都有。弗里尔艺术馆的瓜壶,是仿明朝的款式。西雅图艺术馆藏的梅干壶,是陈鸣远的杰作,除了极富生态的残杆,皱皮及缠枝之外,整件作品更是一强而有力的雕塑,壶上的梅花是用堆花手法,将有色的泥浆堆积塑造成形。现在宜兴也能摹仿这梅杆壶的新壶出现。弗里尔艺术馆的包袱壶是陈鸣远的名作之一,清戊子铭(1708年),手工精巧,另一杰作是旧金山的方壶,简单及现代化,梨皮泥特别精美。鸣远传世茶壶之中,最别具匠心的,莫比香港北山堂所藏的三友壶,此壶做于壬午(1702年),壶身由松枝、竹枝及梅杆束成,壶盖隐于枝杆的横切面中,最有趣的是在壶上加两小松鼠。除了茶壶,陈鸣远的梅杆笔搁和别的文房用具也很出色的;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水洗是仿造莲蓬、莲藕和红菱做的,莲蓬内的莲子可以活动;另外一件竹笋水洗也很逼真,上面有虫蛀的痕迹,北山堂的白菜水滴有两条小虫,在慢慢蠕动,黄瓜水滴的叶子也被虫蛀。香港艺术馆的花生也是鸣远的杰作,花生米会动。贝聿铭先生所藏的果子也不错,可以看到宜兴紫砂陶的多种颜色。研究陈鸣远的作品是一个问题,他的传世作品中,很难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摹仿的,这个难题需要慢慢的研究。

      乾隆年间的茶壶形状比较简单,比较注重装饰,代表这个时候的紫砂器有弗里尔艺术馆藏的陈汉文六角壶,三面有茅亭树木,另三面有乾隆的题款。旧金山叶万华先生藏有一个硃砂万寿壶,这个扁圆小壶布满“寿”字,和六角壶的装饰一样,用细的泥浆线作出,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印章。这时有很多壶随茶叶运到欧洲区,颜色多数是紫砂红。纽约莫特赫德所藏的双流壶和梅花壶都是外销货,用透雕玲珑手法装饰,这些茶壶对后来欧洲的陶瓷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种乾隆时代的壶式仿汉朝的方壶,香港北山堂藏有两个,一个光身的是荆溪华凤翔所作,另外一个上了炉钧釉,是荆溪徐飞龙所制(荆溪是宜兴的旧称)。宜兴紫砂陶往往有采用官、哥、及钧釉为装饰,也有涂上漆的,洛杉矶私人所藏的一个上漆四方茶壶,便是一独特的作品,上面有吉祥图案,用桃、石榴以喻“长寿多子”,另一面有百合、柿子及如意,以示“百事如意”,整件作品既华丽又吉祥,极可能是为祝寿所造。壶底有“荆溪蔡乾元制”印章。

      上承时大彬僧帽壶为传统,是圣路易艺术馆的一个高身圆壶,这个是仿西藏金属酒壶“多穆壶”的造型。可是,宜兴陶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密宗法器,却加上了八仙图案——典型的道教装饰。

清代炉钧釉《汉方壶》

      紫砂器第三个发展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初期。这时的紫砂上面常常刻了诗句,这种风格,在乾隆的时候已有存在,但因陈曼生等文人极力提倡,所以在壶上题字变为很普遍。因为要方便题字,所以壶型就要平滑,越简单越好,因此,筋纹型和自然型茶壶便不再流行。陈曼生是领导这新潮流的主角,他的名字是陈鸿寿(1768-1822年),曼生是他的号,他是浙江钱塘人,曾在宜兴做官,他喜欢茶壶,更喜欢在壶上题字。曼生书、画、篆刻皆精,是“西冷八家”之一,他设计了十八壶式,清代当时最有名的制陶名手杨彭年和邵二泉帮他做壶。曼生有很多幕客,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雅士,他们特别为茶壶作铭文,并且在茶壶上刻上他们的大作,这种壶后人称“曼生壶”,很受收藏家的爱好。“曼生壶”有它与众不同的风格,通常壶底有“阿曼陀室”印,壶柄下有“彭年”小章,壶身有曼生或他幕客的铭文。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有一个“曼生壶”,这个白泥小瓜壶的嘴和把造的很自然,看上去很舒服的,壶身有曼生的铭文。香港北山堂藏有一个“壶公壶”,是曼生送给七芗的,七芗是改琦的号,是当时有名的画家,画红楼梦士女著名。CHICAL OART INSTITUTE有一个“觚稜”型“曼生壶”,壶身刻有祥伯铭文,祥伯是曼生幕客之一,名郭麐。曼生订了很多把茶壶,上海博物馆的“曼生壶”上面刻了“四千六百一十四号”,香港艺术馆的“曼生壶”却刻了“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壶底有十五个曼生朋友的名字,他们在“嘉庆乙亥秋九月”在曼生衙门里品茶,用这个壶作为纪念。

      以上提及的“曼生壶”全是杨彭年的作品,和他同一个时代的邵二泉,制壶技术和刻字手法也不错,这个高身和球形圆壶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作品,泥质是深色紫砂,有邵二泉的铭文。

      和曼生同一时代的上海人瞿应绍,也很喜欢在壶身上刻字,他的壶通常是一边刻梅花或竹,一边刻字。CHICALO ART INSTITUTE的黑梨皮泥帽形壶是个好的例子,刻有竹和行书体字,这种壶和“曼生壶”已经不是纯粹宜兴陶人的作品,而成为和当时文人的合作品。

      道光时代还有一种新发明,就是用锡包紫砂壶,在上面刻字,这是朱坚(朱石梅)的创作,锡壶很别致,有白玉作柄和流。

      道光以后有大量紫砂壶外销,这些茶壶水准不高。但当时名人订制的壶,水准却不错,旧金山琴轩所藏的白泥小壶是个标准的宜兴壶,但是在广州制造。广州有个富商名伍元华,他住在“万松园”,特请宜兴做壶名手到他家炼土、开窑,此壶底款采用明朝风格,用楷书刻有“癸巳(1833)年万松园鉴制”。另外一个是晚清吴大澂订制 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收藏,这个覆斗壶一面有诗,一面雕刻老人采茶图,是晚晴海上派画家陆恢的刻工。吴大澂是晚清的大官和鉴赏家,他收藏汉朝的铜钵,特用一铜钵盖在壶底。

      传世清末壶中有些是提梁壶,宜兴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特称这种壶为“东坡壶”,竹节提梁壶是当时比较受人欢迎的款式,现在宜兴还继续制造,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一个扁圆的提梁壶,壶底有“荣卿”印,壶盖用一小太湖石作纽。在咸丰同治(1851-1864)年时期的邵大亨创造了“鱼化龙”壶,于倾茶时龙舌会向下伸出。另外一种流行的型式是石榴多子壶,以菱角为鏊,莲藕为流,冬菰为盖,并在壶外贴上荔枝、白果、红枣及各种瓜子、果子等。

      民国初年的壶是不错的,曾在外国的国际博览会得奖。这个时代茶壶是上承十九世纪的传统,茶壶一边刻山水人物,一面题字,诗文多取于《唐诗三百首》,图案则用当时的《金石索》、《芥子园画谱》为参考。从前的陶人不会刻铭文,这时已有一批艺人是专门替人家刻字的,所以,一个茶壶不但有店子或工厂图章,也有陶人自己的章和刻壶专家的签名。芝加哥的自然博物馆藏有一白泥方壶,一面刻有人物,另一面镌北周石刻拓本,是出自《金石索》。旧金山琴轩的紫砂钵外面雕刻波罗蜜多心经,是铁画轩的出品,铁画轩是上海一间著名陶瓷店,专门到宜兴订购多种紫砂器。另一小壶是民初的作品,下面有一个特别的图章,是仿新莽的大泉五十,是当代名手王寅春所制。

      我们已看过很多壶,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是怎样断代的。宜兴紫砂器跟瓷器书画一样,有很多仿的。所以制陶人的声名越大,买者越要小心,还要看陶的颜色,看器物的造型和手工,另外的就是看里面有几个孔。民国以前的壶是多数有一个孔的,后来就变成多孔制度,用来隔茶;七十年代的孔是效法日本,像半个高尔夫球一样。可是,这种断代方法只可以用于普通中型和大型茶壶,小壶永远是一个孔的,高身茶壶就会有比较多的孔。现在宜兴继续造茶壶和其他用品,形状是不错的。台湾也有很多新型茶壶,这次来台北,我看见很多地方都提倡喝茶,用全套设计的茶具。日本有他们的茶道,我们也应继续我们的喝茶传统,希望中国的陶瓷专家多多创作,使茶具更加发扬光大。(原载《我们的故乡宜兴》)【文章选自《宜兴文史资料(宜兴陶瓷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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