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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瓷的起源






[日期:2017-08-12] 来源:人民瓷坛  作者:佚名 [字体: ]

 


      从四川邛窑的植物果实类仿生陶瓷说起

      有说法认为,古代仿生瓷器起源于越窑,浙江上虞的牛头罐等就曾令世人惊叹。如果说,大量的以动物为对象的仿生瓷器最早出现在两晋的青瓷系窑口,那么,大量的以植物果实为对象的仿生瓷器则最早出现在唐代四川的彩釉瓷器上。邛窑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唐、五代时期,釉色计有深浅不同的色彩三十几种,加之模制、雕刻、镂空、捏塑等技术成熟,催生了大量的“荔枝、核桃、石榴和橘子”。

      古代仿生瓷器起源于越窑 三国两晋的虎头罐牛头罐“前所未见”

      仿生瓷也叫象生瓷,是指仿制生物形态的瓷器,或是貌似某种生物形态的瓷器。

      这类的瓷器究竟起源于何时?

      2006年11月,考古人员对位于浙江上虞东山边的尼姑婆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三国两晋时期的虎头罐、鸡头罐、牛头罐、马头罐、鹿头罐等仿生瓷器,瓷罐上的各种动物头首的形态逼真,活灵活现,“前所未见”。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最多的一批仿生瓷。浙江上虞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和主要产地之一,制瓷历史从东汉至宋代长达1000余年,在东汉及唐以前的越窑发展早期,上虞占据了制瓷业的统领地位。在三国西晋时,曹娥江两旁有160多处窑址,尼姑婆山窑址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认定古代仿生瓷器起源于越窑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至少在东晋时期,东南沿海的江、浙、闽,长江中下游的川、鄂、湘、赣,都相继设立瓷窑,著名的越窑、固驿窑、青羊宫窑、德清窑、洪州窑、瓯窑等先后出现,均生产了以鸡首壶为典型代表的仿生瓷器。

      制作以铜铁着色的多色彩釉 四川邛窑有首创之功 

      如果说,大量的以动物为对象的仿生瓷器最早出现在两晋的青瓷系窑口的话,那么,大量的以植物果实为对象的仿生瓷器则最早出现在唐代四川的彩釉瓷器上。

      在2001年4月召开的中国邛窑古陶瓷科技考古研讨会上,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说:“唐代邛窑在制作以铜、铁着色的多色彩瓷器方面有首创之功”;对邛窑遗址考察研究长达数十年的陈丽琼教授说:“邛窑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彩绘瓷的故乡”,是中国陶瓷制作史上的“一朵奇葩”;南京博物馆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说:“邛窑在着色用料上品种俱全,除常见的酱色、绿色外,还有铜红、钴蓝”;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认为:“高低温釉下彩、三彩是邛窑的代表作品,均较早烧制成功。”

      大量实物证据表明: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以铜、铁着色的多色彩釉,到唐、五代时期,釉色计有青绿、青黄、青灰、绿、深绿、浅绿、油绿灰白、乳白、蓝色、酱褐、黑、黄、米黄、茶黄、茶子黄等,深浅不同的色彩三十几种。据史料记载:“黄者如金,黑者如漆,绿者如玉,青绿苍翠可爱最为贵重,棕釉而有花纹,或釉彩如窑变者最难得,其釉水无美不备。”

      在中国陶瓷史上,用铜着色的高温釉彩品种中,最少见的是乳浊绿釉。中国古代掌握乳浊绿釉生产技术的只有邛窑和长沙窑,但乳浊绿釉是邛窑在南朝时首先烧制成功的。此外,邛窑还烧制出了以钴为着色剂的蓝釉。

      “高温铜红釉”也是四川邛窑和湖南长沙窑最早创烧的,至今在古陶瓷研究界对此还没有不同意见。

      素胎类仿生水果或供百姓祭祀 彩釉类则多供上层人士享用

      四川邛峡窑是古代著名瓷窑,因邛峡在唐代属于邛州,故而也成为邛窑。邛窑在唐宋时期就烧制出了颜色种类各异的单一颜色瓷器和多彩瓷器,加之制瓷的模制、雕刻、镂空、捏塑、堆贴、刻划等工艺技术相当成熟,于是大量以植物果实为对象的仿生瓷应运而生。

      邛窑生产的以植物果实为对象的仿生陶瓷有以单一果实为创作对象的,也有以多个果实的集合体为对象的,主要分为两大类:素胎类和彩釉类。如荔枝、干核桃和石榴果就是以灰胎、深灰胎和红胎为基本色烧制的素胎类仿生瓷。这类瓷器制作工艺简约,造型朴实无华,成本低,想来是适应普通百姓供奉祭祀所用。另一类是供社会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享用的彩釉仿生瓷,工艺比较讲究,除了素胎类仿生瓷必需的工艺过程外。还必须根据果实颜色、质感的不同,运用素胎类仿生瓷所没有的配釉、施釉、加彩等工艺技术。毫无疑问,彩釉类仿生瓷的烧制体现了邛窑高超的彩瓷烧制水平,如带叶桃子和集束状带叶橘子就是明证。

      邛窑两类仿生瓷器共同的特点是灵活运用模制、雕刻、镂空、捏塑、堆贴、刻划和彩绘等工艺加工制作,形态逼真,造型生动。

      浙江上虞仿生瓷衰败之谜

      北方望族迁至上虞 封山占水使窑址荒芜

      2006年,浙江上虞尼姑婆山窑址曾发现一批三国两晋时期的虎头罐、鸡头罐、牛头罐、马头罐、鹿头罐等仿生瓷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郑嘉励就此曾对媒体说,考古人员从该窑址中发现了刻有隶书“朱君”两字的器物,估计这是姓朱的一个地方豪族的产业,可见当时制瓷盛极一时。后来到东晋南朝时,曹娥江两岸却只有14处。这些窑址为何急剧减少?据郑嘉励解释,东晋初,大批北方士族,如王羲之、谢安等望族都迁到上虞、绍兴一带,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有特权,每到一地,便封山占水。“谢安东山再起的东山,就在不远处。”这些士族没有制瓷的传统。很多窑址处于这些贵族的领地上,当地地方豪族没有发展瓷器的空间,也就从此荒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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