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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釉下五彩发展纪实——明、清窑址〈三〉






[日期:2017-02-21] 来源:古玩元素网  作者:佚名 [字体: ]

      陶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发现距今已有八千年的陶瓷历史,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这种把柔软粘土,变成坚固的陶器,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发明,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或野蛮时代的开始。

      在这几千年的陶瓷文明史中,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封建社会的岁未中,有一个独具风格的陶瓷艺术诞生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世界,从创烧就御选皇宫,参评南洋劝业竞会,名声远在景瓷之上,出赛世界巴拿马万博盛会,与国酒茅台金奖题名,被西方学界称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红色官窑”、“国瓷”等等美誉!但在这众多美誉的背后,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方志士、一伙工匠的爱国史、血泪史、奋斗史,然而它几起几落、差点“昙花一现”,而又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他是什么了?它就是让世界“惊鸿一瞥”的醴陵窑釉下五彩瓷,让我们慢慢来听取背后的故事吧!

清代醴陵沩山古窑址青花瓷堆积层

      生死两重天的明、清醴陵窑

      前面讲到了醴陵窑从汉制陶发展到宋元时期创烧高火性的青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醴陵宋元时期烧造丰富的陶瓷史实,虽因多方面的原因封闭了几百年,但是,只要有烧造,先辈们创造的中华文物遗存是终究会重见天日的。

      醴陵窑发展到明代,史籍也无记载,现今也没找到具体的相关窑址,并且该地区连有关明代烧造的陶瓷实物民间都没见到,也没出土。从汉开始到宋都有上千年制陶史,发展到宋、元时代又有二三百年的制瓷历史,为什么到了明代一下子就真的淹没了,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真的断了?事实证明,明代醴陵窑确实没有烧造陶瓷的史实。以前说宋元窑没有烧造历史,但是经常出土大量的青白瓷遗物,只是定为外省烧造产品,但是到了明代,该时期的陶瓷器物都没见到,是何原因了?据我初步了解,这应该与元未明初战乱及“血洗湖南”重大史实有关。醴陵自汉置县,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候,地域虽小,俗 “吴头楚尾”、“荆楚古邑”之称,是湘赣两省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古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查找醴陵史料,历朝都是战乱绵绵。至元十三年,即南宋景炎元年,攸县吴希熵起兵反元,醴陵响应,一度攻占醴陵、萍乡等地。至正十二年,红巾军将领陈友才进兵醴陵,四乡民农纷纷响应。二十年,陈友谅称汉帝,派统军元帅驻守醴陵(在解放初统军元帅印在醴陵县寨子岭出土,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二十四年(1364年)八月,朱元璋遣徐达攻占荆湖诸路,醴陵归降朱元璋后,升为州。但读遍《明史》,不但不见“洪武血洗湖南”一案,即“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迹也不见踪影。而地方族谱、方志,却不胜枚举。现略载数例:

70年代醴陵出土的商代象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同治常宁志》:“常宁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窃发,民无孓遗,荡平之后,移民安插,调衡州卫中之军丁守卫御。永乐二年,诏军丁垦田” 《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又说:“时湖南丁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 《吕氏宗谱》记:“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族谱,堪称民间档案,方志也是一方之史,它们常补国史之不足。从中可见,由江西移民,应有其实。

      元末明初连年战祸和兵燹,战后的湖南确实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当时长沙城明初尚存多少人户虽无明确记载,但长沙府属有的县却有记录,如“湘潭土著仅存数户”,“醴陵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江西)人尤多”。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湖南地区,并允许“插标占地”,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局面。

      因而从史料分析,元末明初是改朝换代,群雄竞起,争权掠地,刀光剑火之下,人民惨遭屠戮,战乱,所以醴陵境内,史料记载本地土著才存十八户,如此人数,久经战乱,饥不裹食,还有能力有心制瓷?所以醴陵窑在明朝这时期应该是个空白,没有具备制瓷的外在环境和条件。据《沅湘耆旧集》载攸县彭友信的《流民叹》一诗得到印证:一群来自禾川(今江西莲花县)的“流民”,因为“传道湖南多荒地,开荒三载无科征”,他们便“忍抛墙屋弃乡土,逐岁逐日逃此生”。

      醴陵的邻县,浏阳现有居民大多系外地迁移而来,形成目前“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其中就有从广东梅州等地迁来的客家人。如今该市客家人已有30多万,分布在浏阳东乡的6个乡镇。尽管已经过去几百年,但他们仍保留了与广东客家人一模一样的客家语言与风俗。在醴陵的官庄、沩山等地也从广东迁来很多的客家人。

      明代期间,醴陵虽无制瓷,但烧造出质量不错的青砖。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为修筑京城城墙,命江南5省125县烧制青砖。醴陵奉令在今醴陵新阳乡大土村窑下湾烧制青砖,由渌水出湘江,经长江运至京城。与此同时,也为修建长沙城烧制大量青砖。

      1987年3月底,时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王泰诚、黄纯民特邀请湖南省考古所、省博物馆、省志办的何介钧、周世荣等同志来醴陵、考察汉代醴陵窑群和古县城遗址,并考察了新阳乡大土村两个村民小组的古砖窑群遗址。其中窑下湾组的古砖窑还较完好,建新组的古砖窑均已损坏;有的零散古砖两侧有凹状直排宋体字迹;砖的规格一般为(420—440)X(200—210)X(110—120)毫米,在一些青砖上发现一些图案和文字:有“长沙府提高官经历高耀司吏XXX”字样,另一侧有“醴陵县提调官XXX恭司吏凌德”字样,另一青砖字迹全存:长沙府醴陵县提高官典史陈福司吏XXX,修作匠王艽 人户朱龙 ,洪武七年八月 日造。从府、县两级负责管理,监制的官吏将职务、姓名和制作匠人、被摊派纳墙砖的户主姓名,以级制作时间都压印于砖侧,可见当时是郑重其事,并承担重大责任。据史料记载,当年湖南省有长沙府的醴陵、浏阳、湘阴和岳州府的华容县共4个县担任了为修筑南京城烧制青砖的任务。

明代醴陵砖窑窑址

明代醴陵砖窑为南京城墙烧造的古青砖

      清代早、中期的醴陵窑青花瓷、粉彩

    清初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大批移民来醴陵落户,到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制瓷泥土,便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制作瓷器。(这就是有关资料记载的醴陵制瓷之开始,与现今事实相悖,所以醴陵从雍正才开始制瓷的史实是要更正过来。)后又邀来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20余人设厂制瓷,这20余人均为陶业世家,其先师为樊进德,明朝人,后沩山有樊庙以祀其先师。由于醴陵天然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原料资源,促使醴陵瓷业迅速的发展。到清嘉庆年间,以沩山为中心、发展到赤竹岭、老鸦山、大林桥、小林桥、王仙、瓦子坪、漆家坳、严家冲、五石窑前、寨下、罗坪境、青泥湾、茶子山、塘山口等方圆数十里的产瓷区。清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分为做坯、画坯、制泥“三帮”,各厂技工少则20人,多则30人。同治二年(1863年),县人刘近兴在城南道姑岭设厂,扩大陶器生产。产品有牛鲭、砂鲭、糖缸、油壶、耳钵、饭钵、蒸钵等。光绪中期,又发展生产绍坛、汾坛、汉坛、料坛、元坛等产品,行销长沙、湘潭各埠。清未民初,由道姑岭发展到石门口、仙源桥、八步桥、唐家冲、王冲、王仙、观口等地,有窑户40余家,制陶技工200余人,并成立“同业公会”组织。   

清代中期青花折树花卉大茶壶

清代中后期青花孔雀图瓶

清代中期青花牡丹凤纹瓶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光绪十八年至光绪未年,是醴陵窑前期制作粗瓷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十年左右,醴陵县内有瓷厂480余家,烧瓷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年产量约800余万件,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湖南醴陵并称中国三大古瓷都之盛誉。

晚清青花花鸟大罐

晚清青花洋蓝缠枝莲荷盖钵

晚清青花孔雀菊纹瓶

      雍正初期,陶瓷产品都以手工做坯,松柴为燃料,龙窑烧制。产品以碗、碟为主,次为壶、酒盏,罐、坛、钵、油灯等粗糙土瓷。各类产品因造型、规格和装饰不同,又分不同品种。大部分陶瓷产品为光素无纹,有些以釉下青花装饰(本地自产的土墨),到清嘉庆至同治时期后,少量陶瓷产品可能引进了景德镇的青花料作为绘画颜料,颜色鲜艳多了,到光绪时期,还引进了进口的洋蓝作绘画颜料,颜色浓艳,深沉。当时按花色分类:有 :有鲜器、良器、寿器、工器、川器、可器、玉器、云器、蓝边顶等项,都以图案纹为装饰,盘、碗类大部分都以萱草和洋莲、缠枝莲等组成的釉下青花图案装饰,有些以粗点、圆点和几何图案组成的青花图案不饰。罐、坛类有绘蜻蜓戏何图案、福、寿字纹,鹿纹,喜字纹,古钱纹等图案组成。到光绪时期,部分产品还以釉上彩简单装饰。清光绪年间有上百个品种,民国期减到四十个品种。

      这时期的醴陵窑陶瓷质量与景德镇相去甚远,都为普通粗瓷产品。拉坯成型、绘画基本都是一人为之,作坊内尚无明确的分工。由于当时条件及多方面的原因所限制,醴陵陶瓷质量得不到提高,所以当时市场销售价格也是很低。长沙等地瓷商称醴陵等窑出产的瓷器称“土瓷”,而称景德镇瓷为“镇瓷”,售价也大不相同。当时国内所用细瓷均为镇瓷、萍瓷(江西萍乡所制)、日本瓷。醴陵瓷出窑后,运至姜湾,各地客商云集采购,用民船装运出境。当时主要通过水路运销长沙、湘潭、常德、益阳及湖北之樊城、新堤一带。到了光绪未,由于细瓷的发展,粗瓷业开始不断萎缩,到民国还有一定生产规模,到解放后,粗瓷就基本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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