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