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几年您一直致力于调查收藏界的混乱现状，那么在您看来，造成国内文物市场造假“繁荣”的原因有哪些?
吴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里有钱了，于是怀着各种想法杀进了文物市场。富豪阶层很明确以投机和投资为目的，好古的知识分子也买来玩玩，普通市民主要以捡漏为主，因此形成了不同阶层齐动员的全民收藏。但传世的古董毕竟有限，数量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有人去盗墓，有人去造假!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仿古工艺，宋代就有了成规模的仿制，到民国形成了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疯狂。
此外，西方资本对国内文物市场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20年来西方资本对其掌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高标价炒作、抛售，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拍到两亿多元，明清官窑动辄上千万元，这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富豪的盲目追捧，权威专家们的价值评判失误，导致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的市场价格畸形飙升，暴利效应直接带来了高仿品的繁荣。
还有政府监管不力、《文物保护法》和《拍卖法》在实施上的无能为力，也纵容了造假市场的繁荣。
记者：目前国内文物高仿行业的整体状况怎样?造假重灾区在哪里?
吴树：文物复制一般有三种目的，一是对于国家无法收藏原物的珍贵文物进行仿造，使其能够替代原物，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研究当时文化的积极作用。二是一种半文化、半商业的复制行为，就是明确告知商品是艺术复制品，为了满足部分酷爱古代文物，又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原物的需求者，这种复制行为能够起到传承民族传统工艺、普及文物知识、满足市场需求的正面作用。三是出于商业暴利目的的造假行为，这种复制开宗明义，就是为了骗人骗钱，从法律角度看是违法行为。
现在中国文物造假的种类很多，其中数量较大、交易最活跃的大概有三类：陶瓷器、玉器、青铜器。以市场上数量最多、交易量最大的陶瓷造假为例，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的陶瓷赝品主要模仿对象有藏界通常所称的“官、哥、汝、钧、定”宋代五大名窑生产的器物和景德镇生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其中造假时间最长、造假水平最高，对文物市场杀伤力最大的是后者。
记者：景德镇造假业的存在有什么特殊背景?
吴树：制作元明清官窑高仿品，景德镇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那里的官窑文化文献资料相对完整。二是生产工艺的传承未曾间断。三是生产官窑的特殊原料至今犹存，如胎土二元配方所需要的麻仓土并不像专家们所言已经绝迹，而是仍在被偷采、使用。
记者：文物造假会对文物市场和社会层面产生哪些危害?
吴树：景德镇官窑造假业的繁荣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当代文物市场乱象丛生的标志性源头之一，危害性不容小觑。先从市场层面上看，景德镇仿造的高中低档官窑赝品大量充斥国内外拍卖场、古董店等交易场所，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进一步背离艺术品交流、收藏的本质，成为恶意逐利的赌博场。
这几年我见到不少富豪收藏家和普通收藏者，很多人收藏的天价古董其实就是景德镇仿造的官窑瓷器。其中一位浙江富豪，花了近亿元的成本，购买了十几件完全不靠谱的所谓清代官窑器，还自称“件件都是故宫里没有的国宝”，损失惨重，惨不忍睹。
现在这种官窑仿品已经波及到国外市场。我采访过几个欧美国家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他们表示每年都要到景德镇考察，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制假新手段、新动向，避免遭受损失。可以这样说，景德镇官窑高仿赝品的泛滥，不但是在自毁前程，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信息的声誉与可信度。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假货、赝品，还怎样让世人相信、景仰我们几千年的文明?
而且，文物造假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赝品暴利的诱惑下，“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正在被“一夜暴富”的金钱观取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道正在被“骗术为王”的流氓手段替换。我们在文物市场上经常可以目睹这样的现象，买了赝品，无处索赔，反倒遭人耻笑为“打眼”。卖赝品者脸不变色、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古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买赝品、交学费是正常现象!”
这种以追求暴利为目的的纯商业造假活动也正在挑战中国法律的尊严。制假、卖假，一直打进国内外知名拍卖行，成交价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严重地侵害了购买者的利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种诈骗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刑法》。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势必影响我国法律的严肃性。总不能说，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和其他商品的人，该坐牢的坐牢、该枪毙的枪毙，而制造、销售文物赝品、牟取暴利的人却可以安然无事地逍遥在法律之外吧?真要如此，我们的法律精神岂不成为一个荒唐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