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瓷板“仲祥”二字和正面牡丹纹青地白花细线刻，“为镶嵌青瓷标本中仅见”的纤细线条表明其应烧制于浑源窑“最高生产技术”时期
托珠摞烧痕破坏了鸾鸟头部的完整性，该发掘标本虽然优美，但线条比图1要粗，粗线嵌比例大大高于细线嵌数量
创烧于唐、辽金元延烧并扩大生产的山西浑源窑在上世纪末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的标本证明，该窑品种十分丰富，其中“独占鳌头”的镶嵌青瓷为陶瓷学界所关注。报道中披露了一块插嵌瓷板的背面刻有“仲祥”二字，但没有解释文字，此后我国的专家学者们在自己的与该批镶嵌青瓷有关的著述中也没有进行过探讨，致使本应予以重视的“仲祥”瓷板在考古所的库房里沉睡了二十来年，刻字的文化内涵一直没能破解，给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断代造成了重大影响。笔者的藏品中有一该窑镶嵌青瓷碗底残片，底足刻“中”字，另见他人有3件带“中”字的类似残片，属浑源烧制无疑。经研究认定：“仲”是“中”的误写，又是“大中”的缩写，“中”也是“大中”的缩写；“祥”是“祥符”的缩写，“仲祥”即“中祥”，“中祥”是“大中祥符”的缩写，“祥符”在宋代也是“大中祥符”的简化，当属社会所流行用法，“大中祥符”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辽境使用宋朝流行的刻年号款工艺并不奇怪，使用宋朝的年号也不奇怪。如此这般，沉睡的瓷板也就死而复生，“中”“仲祥”的神秘密码就破译了。但这还不够，应该说个透彻，下文就是详解。
浑源窑镶嵌青瓷的研究现状
1992年山西老一辈陶瓷专家水既生写过浑源窑青地嵌白的文章，1998年考古发掘后任志录、孟耀虎合写过《浑源古瓷窑有重要发现》，2000年任志录发表了《山西浑源窑的考古成就》。2006年孟耀虎发表过《山西浑源窑新发现的镶嵌青瓷》，文中介绍了一件瓷板，“正面主题纹饰为一朵牡丹纹，下面为朵花和折枝草叶。背后存留‘仲祥’二字”。秦大树写过《中国古代瓷器镶嵌工艺与高丽青瓷》，刘毅专门写了《浑源窑镶嵌青瓷与朝鲜半岛相关瓷器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工艺技法、装饰特征、纹饰的比较，也涉及年代的界定，但无一例外地没有对“仲祥”二字进行考证。有的文章在对年代的界定时有如下表述：“镶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鲜的民族特色，称为高丽镶嵌青瓷，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烧造，相当于中国金代中期”，“浑源窑镶嵌青瓷的出现说明中国不晚于十二世纪中叶就有镶嵌瓷”，“浑源窑镶嵌青瓷是金代晚期装饰技法较为讲究的艺术作品”。一位作者到了2011年又纠正说：浑源窑镶嵌青瓷的烧制时间“界定在金代略有不妥，其主流应当在辽（十世纪中期以后）”。读者一眼就会看出来对烧造时间的界定有多么混沌，又是怎样的艰难，又耗费了多长时间。
宋真宗赵恒与“大中祥符”年号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偏重“安内守外”，重文轻武，其弟赵光义继位后虽统一了除燕云十六州之外的地区，但两次攻辽都遭失败，自此处于守势，沿袭了重文轻武不成文的国策。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是太宗赵光义的第三子，在位期间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经济繁荣，社会文化高度发展，但真宗长在深宫，不经风雨，自幼愵弱，重文不懂武，很注重教育，著有《励学篇》《劝学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其名谚。这位承平之君、守成之主也曾想有所作为，但终却无所作为，成了备受非议的皇帝。真宗格外崇道，认为上天是祸福生死的主宰者，借助神权，假托天意，愚民治国。其在位25年（997—1022），先后使用咸平、景德、大中、天禧、乾兴五个年号，每个年号都有一定的吉祥寓意。刚登基的咸平年间，就被史家赞为“咸平之治”。溺于封禅，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过度的举措引起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天降帛书的闹剧从而上演。《宋史·本纪七》载：“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天书。丁卯，紫云见，如龙凤覆宫殿。戊辰，大赦，改元”。“黄帛”“天书”即祥瑞之符箓。唐宣宗也用过“大中”年号，“大中”在儒家哲学中的含义十分广博，有准则、度的意思，在这里反映了宋真宗追求“内中和谐”和中庸的精神世界。与宋真宗年号对应的辽国年号为统和（907—1125），辽主圣宗耶律隆绪在位47年（983—1030），被辽人称为“小舜尧”，其母萧太后因子幼而执政（982—1009），982年至1100年为辽的强盛期，三攻北宋，二伐高丽，气势逼人。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犯宋，直达黄河岸边的澶渊，宋真宗欲迁都，寇准力荐迎战，真宗遂御驾出征，辽惧怕断其后路，便有了澶渊之盟，辽撤兵，宋“岁贡”，从此无大战，宋辽和好百年之久。大中祥符（1008—1016）二年（1009）萧太后驾崩，又或成宋人之幸。大中祥符前后似乎对真宗来说好事连连，但毕竟社会产生了危机，就发生了改元，改元后即铸钱，名祥符元宝、祥符通宝，传为真宗笔迹。由此看来，“大中祥符”亦可缩写为“祥符”，“岁币”中即有此类铜钱。“仲祥”铭文为民间人士刻写，“中”字款更为简化，但表达一种心愿，浑源属辽地，窑工或为辽人犯宋时从中原掠夺而来，文化素质低下，会听会说不会写，但心意相通，一看更是明白，可能有向往中原之意。
另外，辽统和年号计120年，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至“天禧”五年（1021）这6年中奉行宋的年号，高丽也在1016年改奉宋的大中祥符年号，这符合宋辽兄弟关系的社会背景。这样算来，“中”“仲祥”款铭的刻写只能发生在1016年这一年当中，该年的前后都不会出现大中祥符年号款铭。因此，发掘出土的镶嵌青瓷标本若干，仅见一块“仲祥”铭残片，大同建筑工地出土的也不多就不奇怪了。
“中”“仲祥”款铭的断代价值
文物鉴定的第一要务是辨伪识真，文中标本不存在这一环节，窑口本已清晰，断代遂成第一。相比传统断代方法中的器型、胎釉呈色、装饰工艺特征、装烧工艺等要素来讲，瓷器款识铭文的鉴定最为直接精准。“中”“仲祥”款铭神秘的密码破译，浑源窑镶嵌青瓷年代界定的坐标就浮出了水面，“大中祥符”九年的1016年，便成了推开认识浑源窑镶嵌青瓷烧制年代大门的一把钥匙，对研究高丽镶嵌青瓷与浑源窑的互相影响及与中国北方镶嵌青瓷的渊源关系又提供了另一把标尺，对研究浑源窑镶嵌青瓷烧造的上限源头和下限衰落时间也带来了希望。
想当初，如果不是视而不见或知难而退地对待那库房中的“仲祥”瓷板，就不会发生各自为政、互相打口仗、错误断代、与时代背景不符的断代、留有万分余地大跨度断代的现象，也不会发生在评介浑源窑镶嵌青瓷与朝鲜半岛象嵌青瓷关系时语汇十分混沌的现象。当然历史不会有假设，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本文的依据一是出土的实物，二是从历史上找线索，三是符合逻辑的推断。现在镶嵌瓷研究冷清沉寂下来了，能说这是正常现象吗？
不能忘却的水既生先生
当年冯先铭来山西调查窑址时，都由水既生接待，两人在古陶瓷界齐名，水既生还是山西油滴、兔毫研究第一人，被日本古陶瓷权威三上次男赞为“地元的研究派”，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早在山西“文管会”时期的学员培训班上就劝大家一定注意，浑源窑在烧镶嵌青瓷之前还能烧白釉镶嵌瓷，发表了《浑源窑青地白花和褐地白花陶瓷》一文。今年又对我讲，山西应当好好研究古代瓷窑之类的话。跟这位耄耋老人面对面交流，经典之语频出，每次都是共同与瓷片对话，4个小时还嫌不够。先生说过，只有自己的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要调查古窑址，采集标本才有发言权，古瓷窑研究不能轻信别人。先生讲的白釉镶嵌我也关注了，采得了标本，还采得了黑釉嵌白瓷板，是系统研究浑源窑镶嵌瓷的实物资料，限于篇幅，将另外行文刊发。任志录曾说，“浑源窑神秘的面纱还没有被揭开”。
上述的考证再次证实了浑源窑研究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因为毕竟浑源窑的考古发掘是小规模的，山西古陶瓷的研究比较落后是公认的，而地域特色明显的山西古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镶嵌青瓷的研究沉寂下来，令人痛心。有关专家学者已经付出了努力，期盼有更多研究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