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吉州窑林林总总的瓷器中，不少器物反映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天庆观”黑釉剔花胆瓶。
该瓶高33厘米，口径8厘米，盘口，长颈，圆胆形腹，圈足。通体施黑釉，釉色乌黑莹润。腹部两面剔刻相对的两枝梅花，并剔出两个相对的长方形开光，开光内用褐彩分别楷书“天庆观”和“四圣台”，笔法随意。
北宋时，宋真宗因失意于北方敌国，竟寄托于宗教，异想天开地以神道设教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假托梦寐，效仿唐代以李老君为祖先，也捧出一位宋室同宗赵姓的赵玄朗（即财神赵公明）来作圣祖，提倡道教，利用民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于宗教信仰，藉此掩饰对北方军事、外交上的失败。道教由此被尊为国教。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七月，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由此，天庆观便遍布大江南北。
四圣台指道教所崇奉的北极四圣，亦称“北极四圣真君”“北方四元帅”，包括天篷元帅、天猷副元帅、真武将军以及黑煞将军。道教护法神将“四圣真君”的崇奉，起于隋唐，盛于宋代。《太上三洞咒经》称其为：天篷紫微大帅万神祖宗、天猷副元帅游行太空、黑煞将军尧火斩凶、真武角将乞水玄酆。宋代以后，黑煞将军为“翊圣保德将军”所取代或合而为一，称其为：天篷大元帅真君、天猷副元帅真君、翊圣保德储庆真君、真武灵应佑圣真君。
这件“天庆观”胆瓶很可能是当时某天庆观定做之物，作为供奉之用。目前所见吉州窑瓷器中，直接反映道教内容的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然而，对于该瓶剔刻的梅花纹饰，有的学者产生了疑惑，认为梅花所反映的应是文人对坚贞、洁净、高雅气质的追求，与道教无关。事实上梅花不仅因其迎寒而立、经霜而开、清丽高洁而广为文人所称颂，同时与道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教中流传有真武大帝“折梅寄榔”的传说。相传真武大帝（静乐国太子）一开始在武当山修炼时，由于意志不坚，中途下山。半路上于武当磨针涧遇姥姆（紫气元君的化身）磨砺铁棒。从对话中真武顿悟“铁杵磨针，功到自成”之理，复又上山修炼，途中折梅枝寄于榔树，并仰天誓曰：“吾若道成，花开果结。”功夫不负真武，42年的面壁修行终成正果，榔梅显灵，果然开花结果。从此榔梅成为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汉民族宗教——道教的“教树”，道教徒将榔梅树、榔梅果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灵物。史载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起兵夺取皇位不久，“久无花实”的武当山榔梅树开花结果。全真道士李素希带着数百枚果实进献给了永乐帝。永乐皇帝十分高兴，认为他夺取皇位本是真武大帝的护佑，他的行为“精诚感格，祝厘国家，故能动高真降此嘉祥，以兆丰禳也”。于是在永乐十年御制祝文，大建武当，敕建榔梅祠，以答神贶（kuang，赠、赐之意）。榔梅果也由此被列为贡品并声名远扬。
榔梅是一种非李非杏、非桃非梅，却又似李似杏、似桃似梅的水果。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榔梅，只出均州太和山”。古时武当山叫太和山，均州即今丹江口市辖境。也就是说，榔梅只出产在武当山，其他地方无有。明天启三年（1623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览考察武当山，在琼台中观、南岩宫共索得榔梅8颗，带回家给老母亲祝寿。明亡后，武当山的榔梅树就长时间绝迹，成为千古之谜。关于这种果树的来由，据植物学家分析，应该是“乌媒嫁接”的原因。鸟衔各种果实在榔树上吃，梅核落入榔树裂缝中，生根发芽，使榔树发生变异，果实形成多亲优点，味道鲜美。而古人把这种嫁接变异的果实，附会到了真武大帝的身上。
道教用于供奉的四时鲜花分别为春兰，夏荷，秋菊，冬梅。也许是梅花迎苦寒而盛放、经风霜而芬芳自溢的天性，堪比得道高士的化身，因而梅花在道教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说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亦有人说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五福”一词原出于《尚书·洪范》，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攸好德，五为考终命。可以说，梅花的这些品性契合了道教的某些行为规范，也符合人们奉神祈福的愿望，因此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然，也不能说吉州窑的梅花纹饰器物都与道教相关。如“月梢梅”“喜鹊梅”等图案，即是士人逸趣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