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知道中国陶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宋瓷，知道宋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汝窑，千百年来汝窑为魁，不仅是个定论，而且将它推至神话。国内外的拍卖市场风云际会，汝窑的出现廖若晨星，迄今为止仅有5件汝窑瓷器经由拍卖售出，最近一次是1992年纽约佳士得[微博]拍卖的一件汝窑小盘，8厘米大小，当时以154万美元成交，创下了中国陶瓷拍卖的世界纪录。
这件可爱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深居日本30余年。说它可爱，是其大小仅一掌有余，形拟葵花，胎薄釉厚，天青色中泛着淡淡的灰色，恰到好处的温润内敛，相视之下让人心静平和。
南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南宋距离北宋时间很近，连南宋人都发出“近尤难得”的感叹，觉得汝窑珍罕，今天距离南宋已近千年，就更为难得了。现今全世界遗存的汝窑瓷器，有序可循的共79件，几乎都为博物馆典藏，仅有6件属于私人收藏。窑址出土物，几乎都为废弃的残件破片。
今年开春，香港苏富比[微博]发布公开新闻，将在春拍中拍卖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距离上一次汝窑瓷器出现于市场，整20年。汝窑因其稀少，所以每件都有清晰的来源出处，这在庞大的中国陶瓷大军中，实属特例，身份的显贵可见一斑。
这件可爱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深居日本30余年，不问世事。说它可爱，是其大小在我手中仅一掌有余，形拟葵花，胎薄釉厚，天青色中泛着淡淡的灰色，恰到好处的温润内敛，相视之下让人心静平和。
上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批爱好中国艺术的收藏家，他们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学者的部分角色。Alfred Clark(阿尔弗雷德·克拉克)伉俪，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居住在英国伯克郡Fulmer，上世纪20至40年代搜集了不少中国艺术珍品。克拉克先生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的成员，1935～1936年，东方陶瓷协会在伦敦举办展览，他积极协助筹备，并慷慨借展约60件珍藏。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妇的收藏直至克拉克先生1950年逝世才停止，瑞士“玫茵堂”的不少藏品都为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妇的旧藏。戴维德爵士夫人在1992年的一个访问中，当被问及其夫生前最仰慕的收藏时，她这样答道：“我想是克拉克……我认为这是最佳的收藏之一。规模小，由两个品位高致的人搜集……他们在楼上小房间里，倚墙摆设展柜以保存他们的宋代藏品……”
苏富比将要拍卖的这件汝窑葵花洗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汝窑洗原为一对，同属克拉克夫妇的收藏，1936年两人将其中一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出现在1937年的法国展览上。由此不难推测，这对汝窑小洗应在1936年前便成为克拉克家的收藏。1950年克拉克先生辞世后，其夫人一直珍藏着另一件汝窑小洗，直至1976年去世前数年才将其出售。极有可能她是卖给了伦敦本地的古董商，再转卖至日本茧山龙泉堂。
“茧山龙泉堂”是日本战前知名的古董店，一度与山中商会齐名。它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就是凭着一件宋代青瓷鬲式炉，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龙泉青瓷古董大商家的地位，他也因此在日本开起了他的古董店。为了纪念在中国因淘到龙泉青瓷而发迹的历史，他将自己的古董店以“龙泉”命名。茧山龙泉堂在得到这件汝窑葵花洗后，出售给现今的这位收藏家，并以双重梧桐木盒包装珍藏。
长久以来，西方对汝窑茫无所知。1915年，霍布森(R.L.Hobson)在其巨著《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中指出：“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汝器韶雅，冠绝宋瓷，欧洲虽乏确知为汝窑之器，却绝不能因此忽视它。”至1935～1936年，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展览，展示由中国政府借出的汝瓷10件，欧洲人才初见神秘佳器之貌。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汝窑遗址，到底在哪儿不清楚，以前推测，可能在汝州辖区内，也就是河南的临汝县，直到1986年，才发现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并出土大量汝官窑器残片。
在这期间，对汝窑的研究和统计从未停止过。1958年，St.G.M.Gompertz编列出31件海外藏汝瓷，此外中国政府曾送展10件参加1935～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1987年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等统计，全世界共计65件汝官窑器，并随后于1991年更新至69件。不过这两份清单所列部分品名如今不再认定为汝窑官瓷。2009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国际交流特别展图录中，出川哲朗汇总辑列70件汝窑青瓷，并刊载每一件器物之流传、尺寸及配图。
汝窑稀珍，因其烧造时间极短，这是学者们的普遍认识，但没有确切时间定论。一种说法认为，约从元祐元年(1086)开始，至崇宁五年(1106)结束，约有20年时间；另有一说是汝窑烧造时间略长，但不离哲宗、徽宗两朝。靖康二年，女真南侵中原，北宋衰亡，汴京失守，汝州同告陷没，汝窑不久即沦为民窑。南宋偏安，缺乏好的瓷器。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有一段记载说，绍兴二十一年十月，宋高宗赵构去了清河郡王张俊家，张俊进奉汝瓷16件。
汝瓷闻名遐迩，真品却难得一见，文人只好东抄西抄，穿凿附会，让古物更显玄秘。有言其釉近“天青雨过时”之色，又传玛瑙入釉。到明朝时候，缺乏汝窑范本，尽管景德镇有仿官窑、哥窑之品，却不见有仿汝窑的。到清雍正时期，开始仿汝瓷。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活计清档列各式汝窑笔洗31件，或有镌文，珍存在可能来自日本的洋漆箱中。上有刻文的汝瓷，与现存台北“故宫[微博]”的藏品吻合。雍正十年(1732)，《江西通志》御旨烧造瓷品清单，记录景德镇有“铜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盘人面洗色泽”以及“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两类仿汝窑器。
乾隆对汝瓷更是喜爱有加，赋诗咏赞，命宫中匠人镌文于器，致使汝瓷名气更胜从前。传世汝瓷中，至少20件刻有其御题诗。当时对汝窑的认识自然是不如今天，乾隆皇帝也时有错认，他更是误将先父在位时仿汝器以为是宋时真品，不过这也足见雍正时期的烧瓷技术炉火纯青。
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国陶瓷的拍卖市场一直是宋瓷独占鳌头，清三代的瓷器过百万元者屈指可数。时至今日，局面翻转，过亿元的珐琅彩瓷器在几十年前不过几十万元而已。苏富比中国陶瓷及艺术品部国际主管仇国仕告诉我：“宋瓷的价钱不是上不去，你看1992年卖出154万美元，已经是很贵了。以金字塔模式来说，普通的宋瓷，出土的非常多，但是没人要。有来源，真的好的，这么多年来，也就数得出的几件，官窑的棒槌瓶，建窑黑釉的茶碗，一两个磁州窑的梅瓶，宋瓷到塔尖的数量非常稀少，而明清官窑精品相对宋瓷数量是多的。如果有好的宋瓷出现，价钱绝对好。”
在今年拍卖市场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香港苏富比对这件汝窑估价定在6000～8000万港元。“这个价钱你买不到一件最好的明清官窑，却能买到一件顶级的宋瓷。我认为这个价钱一点都不贵。”仇国仕说。其实在仇国仕看来，宋瓷收藏不是便宜与贵的问题，也不是大小问题，更多是能反映一个人的品位与审美。明清官窑瓷器，已经由当时的统治者进行过筛选，帮你建立起好与坏的标准，可是宋瓷除了汝窑和官窑是为了皇家制作，其他窑口的都需要靠自己的审美去挑选。仇国仕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建窑，你可以去香港荷李活道随便挑一个，不会超过5万港元。去年我们伦敦春拍，也是建窑的碗，80多万英镑成交，因为这个是最好的。”
实际上，这些年又陆续有不少汝窑面世，由于没有记录，也没有出土报告，鉴定起来非常困难，社会上仅有极少数人能够认知。而宝丰清凉寺与张公巷出土的汝窑瓷片与传世汝窑器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也许在若干年后，能有科学的办法解释这些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