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是唐宋时代的名窑之一。遗址在今江西吉安县永和镇西侧。由于吉安自隋至元初曾称吉州，永和属吉州所辖，因地得名，故称吉州窑；又自东汉至宋，在永和曾置东昌县，所以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永和镇是一座风景幽美的古市镇，地处吉安市南五公里的赣江中游江畔，青原山位于其东，神冈山巍然其西，庐冈屏蔽其南，凤凰山翼于其北，赣江横流，与禾川汇合而东，地不甚广，而山川秀丽。水陆交通方便，陆路，是古代江浙与闽广来往必经之地；水路，往北顺赣江而下，经南昌出鄱阳湖入长江，可通往全国各地，向南溯江而上，出赣州可达闽广。更有那鸡冈龙度的腻土，山区的松林，有取之不不尽、用之不竭的瓷土和燃料资源。所有这些，构成了吉州窑发展的重要因素。
吉州窑是民办窑，产品也属民用器皿，品种多样，造型朴素，釉色绚丽，艺术精美，深受群众欢迎。在吉州窑瓷业兴旺时期，这时窑火终年相望，聚而居者千家，层楼锦铺处处皆是，游人客商络绎不绝。传说古时各地为了采购吉州窑瓷器，在永和设有许多会馆，如有济南会馆、应天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等等。近年在国内许多省份，在丝稠之路，在南海之滨，均发现有吉州窑瓷器；在英国、日本、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吉州窑瓷器。它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外，而且在国风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故永和有天下三镇之一称。
吉州窑创于唐代后期，兴于五代，极盛于南宋，衰于元末明初。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千年以后的今天，在永和镇西侧，仍能看到有二十三座大小不一的窑岭，连绵不断，蜿蜒起伏，座落在树林田舍之间，各色古瓷残片，俯拾即是，镇内街道路面，全用匣钵和瓷砖铺的，有些房舍庭院，也用匣钵和瓷砖砌成，留存着浓厚的古瓷都气息。
吉州窑在我国瓷业史和民间工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过积极的影响，但古文献中很少记载。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行家们的关注，写有论文和专著，但有些问题提法不一，现就有关吉州窑的兴废时间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吉州窑创业于何时？对此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宋时开窑。《庐陵县志》说："吉州宋时有五窑。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青原山志》永和条说：东昌窑是"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以此为据，长期来许多人认为吉州窑是宋时开窑，如《陶说》、《中国陶瓷史》、《吉州窑遗址概况》以及有些《中国古代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二是认为五代时创业。在《东昌志》中，钟彦样的《东昌图境记》一文写道"永和名东昌，上自汉唐，事迹无传，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圩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954-955年），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浸盛，景德中（1004-1007年）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民物繁庶，舟车辐辏。……"这段话把吉州窑的建窑，发展和兴盛时期划分得十分清楚，因此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吉州窑是五代时创业。近几年来的文章，均持这一看法。三是认为唐末五代时或更早些时间建窑。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中就介绍了这种意见，他说有人论证吉州窑是中国唐代以来重要窑之一。日本小山富士夫先生也认为是唐代建窑，但都是根据收藏的实物，通过分析推论出来的。我认为收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有如下几点理由：
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的兴废中谈到，在吉州窑遗址地面上曾发现早期的青瓷片。这种青瓷的烧造方法是衬块烧法，而在绍兴出土的三国纪年瓷器和唐绍兴余姚窑（即越窑）的"大中八载"（854年）残器均用这种原始烧法，这种烧造方法一般在九至十世纪时就已废弃。吉州窑的早期青瓷，其胎质都属火炻质黑胎，这一特点和余姚窑极为接近。一九八零年冬，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及对其他遗址的普查中，出土了较多的唐代青瓷和青白瓷的碎片，这些出土瓷片和遗址地面上发现的早期青瓷片的相吻合，有力地补充了原来分析的依据。蒋玄佁先生在谈到吉州窑的碗式时指出，在黑釉中的敞口碗（俗称凉帽碗）见于唐越窑，宋龙泉窑，这种碗式到北宋末年就逐渐淘汰，到了南宋就衰落了，而吉州窑的黑釉敞口碗式在同类产品中占的数量很大。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时，又出土了一些黑釉敞口式样的碗，炻质黑胎，碗形较大，同时还出土了同一风格的瓶罐。这些出土瓷器多数是完整或比较完整，有的还属次品。因为是出土实物，又有次品，其价值就更大，证明它不是外来物，纯属本地烧造。有了这些实物，完全可以认定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
在发掘二号遗址时，还出土了一块珍贵的残片。该残片是一个小茶碗的碗底，其底部彩写有"本觉"两字。二号窑岭当地群众称本觉寺岭，"本觉"两字瓷片的出土，说明二号窑和本觉寺或本觉寺塔有一定的关系，起码是带有纪念性的产品。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流行，在吉州就建有寺观。到了唐代，佛教更为盛行，形成了许多宗派，而禅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特别是在唐开元二年（714年）华南寺禅宗慧能六祖分示行思禅师七祖在青原山开设道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青原山成为全国著名的佛教区之一。那时在青原山、吉州城、永和镇等地，到处寺观林立，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又称飞来塔）就是建于唐代。据《庐陵县志》记载"本觉寺，在东昌上市，南有塔，唐开元时建。"这段话主要是说本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但也反映本觉寺塔是唐代所建。1953年在塔上立的文物保护说明书中写道："传说建于唐代。"这两种说法是相符合的。从塔的建筑风格上看，比较矮小，是具有唐代的建筑风格，不像宋代的塔那样高大肥胖，可见县志的记载比较真实。关于飞来塔，当地传说有一高僧名叫飞来，他四方化缘，积蓄了许多钱。当他归仙以后，为了纪念他，将这笔钱做了此塔，故称飞来塔。这个传说有一定的根据，但那位高僧不一定叫飞来和尚。因为我国有许多地方的塔或寺都有飞来之称，如浙江杭州西湖有飞来峰，相传东晋时，印度僧慧理曾到此地游览，说此山很象天竺国的灵鹫山，"不知何时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峰。又相传南北朝时，有位高僧名叫李飞，云游四方，历访名山大川，寻找建寺福地，有一天他来到广东清远峡（俗称小三峡），对当地的崇山秀水赞赏不已，便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李飞作偈曰："我名飞，到南来，寺落成，号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寺。在江西赣南九江等地，均有飞来塔之称。就永和对江的青原（1）也有一塔称飞来塔。可见飞来之称，实际是有高僧到此之意。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均建于唐代，加上出土了有"本觉"两字瓷片的印证，说明吉州窑的创业时间应在唐代后期。
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故有吉州窑，永和窑和东昌窑之称。因此对地名的来历作一查考，对了解吉州窑的创业时间也有一定的作用。今吉安在汉代称庐陵县，属豫章郡。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攻破严白虎等事变后，从豫章分立庐陵郡，自始至隋初均置庐陵郡。隋开皇十年（590年）改置为吉州。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吉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庐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吉州，直至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吉州路，元贞元年（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可见从隋至元初均有吉州之称，故称吉州窑。永和是本地地名，东昌是县名。《后汉书》、《三国志》的地理志中均谈到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晋书》地理志谈到，吴置庐陵郡下统十个县：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干、阳丰等、可见东昌县在东汉末年就已设置，直至南朝没有什么变化，到隋代已废，唐代复置，后又复废，至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又复建东昌县。其地理位置在今泰和县西，吉安市南，治所在永和。过云有人认为东昌县是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认为宋元丰年间所建。如《青原山志》中谈到："青原山对江，为永和东昌镇，齐后军将焦度，封东昌县子，则东昌为县矣！"据《南齐书》焦度传说，南朝宋顺帝（477-479年）升明元年冬（477年），沈攸之发动事变，焦度平定沈攸之事变有功，则"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这里只说封焦度为东昌县的子爵位，东昌县并非建于此时。又《东昌志》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中谈到："永和名东昌，地旧属泰和，宋元丰间，割属庐陵，隧以泰和为西昌，永和为东昌，东昌之名肇于此。"史实说明，宋元丰年间只是东昌县的复建，并非始建。由于前人的误解，至今仍有人跟着认为东昌县始建于南朝或宋代。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永和是因窑设镇，因此有人把建窑和建县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合理的。但东昌县建于宋元丰年间这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而往前推进一步而又曾复建东昌县的，就应是唐代了。
唐代陆羽（733-804年）《茶经》谈到："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盌越州次、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洪州在唐代即今江西南昌。但洪州窑在什么地方？过去争论不休。近年来江西考古队发掘的资料证实，今江西丰城县曲江公社罗湖大队的罗湖窑就是唐代的洪州窑。从器皿的构形，图案装饰和瓷器釉色等方面分析，均具有唐代的风格；且丰城在唐代隶属洪州，因此，把罗湖窑定为唐代的洪州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解决了洪州窑的地理位置问题，并不等于理解了陆羽《茶经》中所讲的洪州瓷褐的问题。因为在罗湖窑出土的大量瓷器和瓷片，绝大多数是青瓷，只有少量的褐瓷，可见褐瓷不是其代表产品，而一般瓷器之所以呈青色与黑色，是由于釉料中含铁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如青瓷釉含氧化铁约1-2％，黑瓷釉约占15％，若含铁量不些，就呈饴色，约含铁量更多些，则呈柿釉或铁砂釉色，所以青白瓷与黑褐瓷不能混为一谈。那末陆羽讲的洪州瓷褐究竟指哪个窑口的产品呢？按一般理解应在南昌附近，但直至今日在南昌附近仍未发现有黑釉瓷窑的遗址。因此我觉得可以把陆羽的原意理解为泛指江西境内所产的褐瓷器。而这种瓷器的产地，离南昌最近，水陆交通运输方便，也就是其瓷器在南昌行销较大的，就要算吉州窑了。而且陆羽活动的主要时间已属唐代后期，而不是前期，因此陆羽《茶经》也是论证吉州窑创业时间的一项重要资料。
一个规模宏大的瓷窑，究竟何时衰落熄火而变成废址呢？对此问题也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宋末元初。其主要依据是明曹昭《格古要论》说："相传宋文丞相过此，窑变为玉，遂不烧。"又据《景德镇陶录》说："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此时尽变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多永和陶工，按此亦元初事……。"又据明末清初方以智《游永和记》说："宋末窑变，乃移于饶，或曰土断，近之不见。"二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元代。主要根据地面发现有元代青瓷和青花瓷。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亦分析说：吉州陶工逃饶，不但生产的人才转移了，就是技法也带走了，景德镇初无青花器，连彩绘器也没有，可是到了元代，忽然大量生产青花器，是不是永和人将釉下彩绘技法在景德镇发展起来，并影响到江西其他地区也发展了青花器呢？如果文献记录无误，则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少人认为在元代熄火。三是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衰废。主要依据明曹昭《格古要论》吉州窑条说：相传文天祥过时，其窑停止烧造，今其窑尚有遗迹，永乐中或掘有遗物。主要以明永乐年间掘有遗物这一说为据，认为在永乐之前仅存遗址了。我觉得吉州窑衰废于元末明初一说，根据比较充分。
在对吉州窑的试掘和普查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代的青瓷，出土地层较浅，胎坯较薄，胎质很细，花纹也比较精细，具有元代和明初的风格。在这些瓷片中，其中有些还彩写有"大明"两字，这是很有价值的发现。所谓"大明"是与"小明"相对而提出的。在元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355年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毫州即位，成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宋，建元龙凤，韩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起初亦尊奉小明王，但随着他的实力的扩充，也逐渐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害死韩林儿，于1368年元月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在元末农民战争摧毁了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这一史实说明，写有"大明"两字瓷片，完全是明初的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又现陈列在婺源县文化馆的一个吉州窑瓷瓶，该瓶底部有"天祥窑造"四个字，这是一种珍藏。这几个字是有纪念意义的，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对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怀念。按照民间习俗，这种纪念性的产品，应在文天祥牺牲以后才能出产。况且宋元矛盾尖锐，元军对反抗激烈的地区，定会进行残酷镇压，因此这种纪念抗元英雄的产品，应在元朝政治统治比较稳固的情况下才能出产，这就表明吉州窑在元代仍在继续烧造。又于一九七三年永和中学建校期间，在平地基的过程中，出土了一些明代墓葬，墓葬内的吉州窑瓷器，其造型、釉彩和艺术风格上看，和元代或明初的产品很相似。所有这些实物，有力地证明吉州窑在元末明初仍在烧造，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明初时吉州窑才衰废熄火。
永和清都观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初（977年），北宋治平中（1064-1067年）修建，始称清都观。元代至元年间重修，修观后铸有一个大铁钟，钟上铸的文字是"至元二年（1336年）太岁丙子十月日本山道士刘禹贤题"、"大元国江西道吉安路庐陵县永和清都观化十方檀越……铸造洪钟一口，计一千余斤。"从寺观的修建和大铁钟的铸建，说明在元代中后期永和市场经济还比较繁荣，而永和市镇经济的繁荣与瓷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永和市镇经济的衰落与瓷窑成为废址又紧紧相连。这又说明在元代中后期吉州窑仍在烧造。
又相传于解放前夕，在十二号遗址曾发现了二百余斤铁钗铁钳等烧火窑器，蒋玄佁先生据此分析，认为吉州窑成为废址，其中还可能有过一次极大的变乱。这个变乱可以是无法抗拒而又是突然暴发，使窑工来不及取出这些铁工具。但有人把这事实与宋文丞相过此发生窑变的传说联系起来，把推论的变乱说成是文天祥兴兵抗元的事。认定吉州窑直接受到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事是至元丙子七月（1276年Z）元兵至吉，当时吉州太守周天骥投降元兵，而拥护文天祥的勇敢将官张云立即聚众起义，进驻永和。在此战争的紧急时刻，窑场瓷工为民族大义所感，放下铁钗铁钳，拿起刀枪起义迎敌。对此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张云起义，《庐陵县志》写道："德祐二年丙子七月（即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张云夜袭北营死之。元军至吉州，知州周天骥纳疑，列营南塔寺。州人张云聚众起义，焚南塔寺钟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又《东昌志》所载："至元丙子间，大元军至吉，太守周天骥纳疑。乡有张云者，怨军士掠其宝，集众报仇（中市税务柳瓘）患之，乃一面申报声息，一面作大筏，告以欲经永和，则事觉，而大皋不可渡，若乘筏东下，则事不可之，云然之。时诸官皆醉卧营前南塔寺钟楼，乃焚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城中果疑是营前及永和人举事，欲尽杀，得状乃知非永和之罪，乃已，唯营前血洗无遗。"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张云起义确有其事，但张云只是欲经永和，不一定已进驻永和，元军得到永和中市税务柳瓘报告的消息后，已解除了对永和的怀疑，所以永和没有遭到血洗。即使张云起义时有永和窑场工人参加，但起义后永和没有遭到突而其来的灾难，窑场工人也没有必要丢下铁钗铁钳等烧窑工具。如果说张云起义使瓷工丢下了这些铁工具，那么在张云以后，吉州地区又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有些起义也波及永和，是不是也可以说窑场工人为了反抗压迫，放下工具，投身到起义队伍中去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此外，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也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就停止了烧造，这就在时间上发生了一个矛盾。因为元初至元末明初有上百年的时间，在封建社会里，象吉州窑这样的个体手工业工场，既然在元初就遭到了战争的打击和洗劫，还能延续近百年之久的生产，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对铁工具的发现，可以作多种推论，但不能作为定论。